在传统的隐喻理论当中,隐喻只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单存在于语言层面,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方式。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千百年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与动物息息相关,在与动物的长期相处中,人熟悉掌握了动物的习性和特征,便乐于将动物的习性和特征(源域)来理解和体验人类及人类相关的事物(目标域),这就是动物隐喻。鲁迅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本研究以其三本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动物隐喻为研究对象,共搜集了162个动物隐喻,根据其特点,将其分为外表隐喻,品质隐喻,行为隐喻,声音隐喻以及与其他动物的关系隐喻等五类,然后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46个例子进行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方法,试图找出杨宪益夫妇及蓝诗玲在鲁迅小说的翻译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来处理动物隐喻,最终取得的效果如何以及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是什么。研究发现杨氏夫妇及蓝诗玲都使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且异化居于主导地位。但杨氏夫妇使用异化比例高于蓝诗玲。在对待成语的动物隐喻时,二者差异较大,杨氏夫妇倾向于异化,而蓝诗玲倾向于归化。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翻译目的的不同。杨氏夫妇受外文社的委托,翻译鲁迅小说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而蓝诗玲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由英国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目的便在于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接受。本文只研究了鲁迅小说中的动物隐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丰富了动物隐喻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能对今后的动物隐喻翻译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