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出现了不少“先污染后治理”、“追求经济而忽视环境”的不良现象,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了污染和破坏。如何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进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污染,即将环保手段融入生产中,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为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技术提升,也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环境、出台相关的规制政策来管控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促进生产流程的绿色化。自2003年起,我国开始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排污费制度的实施为我国治污减排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2016年,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并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政府环境治理工作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环境规制的效力亦达到了更高的法律层级。面对环境规制,企业往往会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应对行为:积极的战略行为选择是指主动加强技术创新,对生产技术进行绿色更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规制的冲击;消极的战略行为选择是指通过迁移等其他方式规避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成本。排污费和环保税都是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在环保税代替排污费的政策变化下,它们对于企业应对的这两种战略选择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希望在总结政策异同点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制造业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数据做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概念、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应对的战略行为选择的相关文献以及理论基础进行总结,为后文假说的机理分析打下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将理论结合实际,在比较排污费和环保税的实体条款和征管程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种政策各自的特点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企业应对的战略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假说;第三部分是在前文理论假说的基础之上,运用制造业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数据来支撑论证前文假说;第四部分是根据实证结论从企业应对的战略行为选择和政府的政策完善方式这两个角度提出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由于排污费和环保税这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分属于规费和税收两种政策,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对排污费政策来说,政策的执行缺乏刚性,受到地方执法差异化的影响较大,征收效率较低,导致实际征收情况与预期情况大不相同;对环保税政策来说,由于税收的特征,即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环保税执法力度明显提升,税收征收的效率也得到了大大提高。鉴于两种政策的不同特点,其对于企业应对的战略选择的影响也不一样。研究结论表明,排污费政策和企业迁移呈正相关关系,且会抑制企业的创新。说明在排污费制度下,企业有更多空间和可能性去通过迁移来实现环境成本的降低,更倾向于选择消极的环境规制应对方式,而非选择创新这种相对来说成本更高的方式。从宏观上来说,迁移只会造成污染的转移,污染的总量并不会减少,而且会造成“污染避难所”的环境迅速恶化,不利于国家总体层面的环境治理。相比之下,环保税能够正向促进企业创新,对企业迁移影响不显著。说明环保税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更接近改善环境的目的。在环保税政策下,各地政策的执行力度增强,企业如果选择迁移的话,其迁移成本可能不能覆盖环境成本的减少额,因此,企业转向创新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环保税出台之后,长期的政策不会改变,具有法律的稳定性,显示了政府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决心,企业选择创新也是顺应国家发展导向的明智之举。针对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到环境规制政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做好政策的统筹规划;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企业要明白生产技术的创新升级才是赢得市场的制胜法宝,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顺应发展需求,走绿色生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