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的理论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接近30个年头。国内的巴赫金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研究领域也一再拓展,由最初的对话主义到叙事语言学,再到现在的狂欢诗学,中国的巴赫金解读从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化批评。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巴赫金研究重心的转向(由文学批评家的巴赫金研究转入思想哲学家的巴赫金研究),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将巴赫金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阐释的倾向,如梅兰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就是一部以巴赫金早期道德哲学思想为基点的整体性研究著作。而本文的立足点也是巴赫金的早期道德哲学,以主体建构作为理论基点来透视其理论的整体性。同时,又指出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成就和欠缺,寻找作家和主人公关系这一未完结的争议的矛盾根源,最后研究其理论对我国学术争鸣和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导言,主要介绍西方、俄罗斯、中国的巴赫金研究现状、内容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和价值。第一部分是对巴赫金早期主体建构哲学的阐释。首先,是行为危机中主体建构的必要性问题。在金钱成了一切道德准则的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的责任感被巴赫金放在了首位,并由此引出了主体行为的若干范畴,如应分、情感意志态度等。其次,是主体独特的价值内涵问题,体现在我对他人的唯一不可替代的位置,并由此带来的我与他人价值的不可融合。我的唯一位置运用于传统移情理论的改造,我和他人的不同价值范畴则表现在对主人公时间空间整体的解说。最后,以外位为立足点分析了“对话主义”的某些误读和巴赫金自身批评实践的不足。第二部分探讨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首先,是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主体通过与另一主体的语言交流构建自身。这个问题包括主体间沟通的可能性,即内部话语与外部话语的关系,又包括主体交流的方式——对话理论。最后,又指出作家与主人公关系问题产生矛盾的根源。第三部分分析了巴赫金的杂语理论和狂欢诗学。在杂语理论中,巴赫金试图把共时性存在的主体转换为共时性和通时性相融合的主体。分别通过杂语概说,体裁问题和时空体问题将现实和历史串联在一起。而狂欢理论则体现了巴赫金寻找理想主体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和宇宙乌托邦理想,以狂欢理论与外位、狂欢理论与对话、狂欢理论与杂语的分析来透视其理论整体。巴赫金的理论探索是分阶段的,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诗学等,内容博杂精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巴赫金拒绝归纳。但是,美国学者凯特琳娜·克拉和克迈克尔·霍奎斯特却不以为然,他们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中指出,巴赫金一生持续关心的议题就是我和他人的关系。因此,巴赫金的整体研究绝对不能忽视对其早期道德哲学的重新审视。本文就是受两位美国学者的启发,以主体建构为巴赫金理论的逻辑起点,重新观照语言学、对话和狂欢理论的一次尝试。并且在其中分析了某些引起误解和争论的问题,努力使巴赫金的理论呈现出清晰的整体面貌。必须注意的是,巴赫金理论的深化并不是线型的发展模式。超语言学虽然没有改变早期道德哲学中主体的唯一位置的观点,但却从社会性意义上将我与他人真正区分开来,并使得理论批评的立足点由我转移到更加客观的第三者位置,这在早期道德哲学中是没有的。杂语理论虽然侧重于塑造共时性和历时性相融合的主体,但是这种融合却造成了主体唯一位置的削弱,集体意识,阶级观念得到加强,我被集体化了。狂欢理论也并非巴赫金哲学的顶峰,而是巴赫金表达其乌托邦主体的吁求。显然,这些事件性的丰富只有以早期道德哲学的我∕他关系为视点才能被深刻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