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次将隐喻明确的界定为两个类属间的对比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在亚氏的隐喻理论中,隐喻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上的偏离,隐喻的使用范围也严格限定在修辞学的领域。亚氏的对比论主导了其后数个世纪间的隐喻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出版了隐喻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在全世界的隐喻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学术革命。莱考夫等人认为,隐喻无处不在,隐喻不仅仅存在于修辞写作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隐喻性的。隐喻实质上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阐释另一种事物,而隐喻的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从源域到目的域的一种跨域映射。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了隐喻,从以往限定在修辞学领域的修辞手段到构建整个人类思维系统的基本框架之一,隐喻的研究可谓进入了一次质的飞跃。本文以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依据,采用计算机软件和人工统计对钱钟书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中丰富的人体隐喻进行了试探性的认知解构,以期为隐喻研究提供和补充一定程度上的实证研究。本文作者将《围城》中的人体隐喻分类为两大系统：第一类以人(整体),组成部分和所属为目标域,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为源域的映射。第二类隐喻映射为将人(整体),人体组成部分及所属做为源域,而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为目标域的映射。由于本文作者秉持自我认识先于其他的原则,因而研究及统计的重点在第一类隐喻映射。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作者发现在两大类映射中,生命体域的发生频率远远超过非生命域,而其中尤以动物域为甚。在人体域内部的映射中,外部器官中的脸和内脏器官中的心占据了几乎绝对的使用频率优势。进而作者分析了可能存在的成因,及小说《围城》中蕴含并参与隐喻运作机制的几大较为显著的文化模式,如动物文化,心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