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以操纵学派理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因素和诗学因素两方面分析《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一文。该文由威廉·福克纳写于20世纪30年代,杨岂深的译本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所应用的翻译操纵学派以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为代表人物,不同于之前文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标准的建立和遵循,该学派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呼吁翻译学者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来考虑目标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约束。勒菲弗尔提出三个翻译操纵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而赞助者的操纵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纵,通常反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指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整合。它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人意识形态,因此对于译者所进行的翻译过程都有直接的影响。本文第三章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一是探讨意识形态在翻译开始之前阶段的操控,例如译者选择译本的目的和原因,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二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操控,例如译者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和解读。通过研究,意识形态对杨岂深翻译的操纵反映在,杨岂深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偏爱,以及在翻译时,他追求译本与原文的对等,尽量忠实的翻译原文的概念,思想和情节,保留原文的表达方式。然而,杨岂深在翻译时,仍然选择省略了一些对于中国社会过于极端的情节和观念。诗学因素是关于语言,文学的艺术手段和技巧,包括文学技巧,主题,体裁,以及文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本文在第四章将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水平三个层面探讨诗学因素对翻译的操纵。词汇层面探讨译者的词汇选择；句法层面探讨译者对于原文的句子结构所做的处理及改变；文本层面主要探讨译本的整体行文风格。诗学因素的对杨岂深翻译的操纵反映在,杨岂深在翻译时,倾向于使用体现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四字成语和俗语,以及一些较长的中文句子,这是由杨岂深的扎实的中英语言基础和多年的正式教育所决定的行文习惯。尽管他企图保留原文的行文风格,但翻译时,杨岂深的行文风格仍与他朴实的写作风格保持一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通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某些翻译现象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解释。从本文也能看到,翻译操纵理论研究有其现实意义,在英汉翻译中也能适用。翻译操纵学派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而本文也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希望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翻译操纵学派以及翻译中社会文化因素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