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一大特色是在第25条、第29条和第30条中采用了“有利于”字眼,这三个条文在《法律适用法》中显得尤为独特,这三个条文的立法目的都在于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选择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作为相关涉外纠纷的准据法,实现弱者权益保护和实体正义的目标,本文将其统称为“有利条款”,原因在于:其一,在《法律适用法》共计52个条文中,只有第25条、29条和第30条三个条文出现了“有利于保护某一方”的措辞,明确规定选择“有利的法”进行适用,直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法律的偏好,实践中交由法官裁量选择。我国《法律适用法》针对弱者进行倾斜保护,采取的保护方式主要包括:由法官选择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进行适用;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但对双方协议选择法律的方式进行一定的限制;直接适用弱方当事人的属人法。“有利条款”保护弱者的方式是将法律选择的权利交由裁判者。其二,“有利条款”只规定在涉外家庭关系领域,其范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适用法》实施至今已逾十年。经笔者实证研究后发现,相较于《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而言,“有利条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基于实证分析法,对“有利条款”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运用实证分析法,收集、整理了71份生效的判决文书并制成表格,样本真实、全面,以期客观反映“有利条款”的适用状况。第二部分是对所整理的判决文书作进一步分析,归纳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被规避适用;被混淆适用;被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推理过程不明,选法说理性不强和存在法院地法扩张适用倾向等问题。第三部分意在深刻剖析“有利条款”适用问题的成因,笔者认为,“有利条款”遭遇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立法欠完善以及司法实践的局限性两个层面。最后一部分,为解决“有利条款”的司法困境,笔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和司法层面进行反思和完善,寻求解决之策,通过完善立法、克服司法实践的局限性或为可行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