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产业领域，重构了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经济社会正沿着技术革新、产业重构、融合应用和制度改造的路径，向数字经济新形态演化发展。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代表着一国工业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及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呈现不可逆的趋势，因此客观、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状况及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影响，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促进效应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包含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的现状进行量化和对比分析，接着测算了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的正、反向融合度，最后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产业绩效和产业结构水平的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以技术经济范式、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理论共同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技术经济范式是技术进步作用于微观的企业行为、中观的产业变革和宏观的经济体系的全面理论框架，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则是传统物质能量型技术经济范式的质变，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约束，推动人类发展由原子加工过程向信息加工过程的进阶。数字技术促使数字要素化和数字产业化，经由渗透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领域，推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进而形成了数字技术经济范式框架下，通过数字创新的带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信息通讯产业、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通讯网为基础设施载体，以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实体经济跨部门和跨产业的融合为特征，重塑经济发展格局的数字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引起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间或不同产业间产品融合、业务融合、管理融合和市场融合，变革原有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传统产业界限的模糊，并塑造新的产业边界，形成了产业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经验，从数字经济基础产业情况、数字贸易情况（含数字货物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业附加值情况，数字经济与创新、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对数字经济现状进行衡量。在理论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正、反向产业融合度的测度方法，比较了中国正向融合度和反向融合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位置，并对制造业各行业的正、反向融合度水平进行细分后发现中国在高污染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性高达0.86，处于强相关水平。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关键影响因子有正向融合度、反向融合度、产业结构、市场开放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促进效应，在样本期间，反向融合度、产业结构和市场开放度对产业绩效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正向融合度和市场化水平则对产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正向融合度对产业绩效影响与预期不符的原因可能在于旧范式的阻挠，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建设与旧产业不匹配，需要一定时间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过高，将抑制市场活力和企业竞争力，对整体产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对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结论。通过产业结构理论模型发现，中国整体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化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出现高度化趋势，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高于全国水平。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反向产业融合、研发强度和国有化率有利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正向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分组产业结构的效应出现分化，由于分组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特征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正向融合度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向融合度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在基准模型表现不确定，通过分组产业模型回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不利影响。最后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构建了促进产业融合的策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