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萌发、自然科学的发展、文学观念的转变刺激了泰纳《英国文学史》的诞生。泰纳《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其文学史观念的初步实践,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泰纳受实证历史主义思潮影响,重视研究材料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并从种族、地理、时代三方面对英国文学进行历时性梳理和纵向分析,研究英国文学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泰纳《英国文学史》所反映的文学史观及其著述体例为后世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近代日本、中国的中国文学史书写都吸收了泰纳的文学史观。日本对于泰纳文学史观的吸收与借鉴,有其完整的传播路径和明显的影响轨迹。近代日本学界不仅有完整的《英国文学史》译著,而且对泰纳的文学史观有着全面的介绍,日本的文学史研究者也多在文学分析、文学史写作中直接运用泰纳的文学三因素观。日本第一部文学史的书写便直接模仿泰纳《英国文学史》的著述体例,并运用其文学史理论对日本文学加以分析。笹川种郎、末松谦澄、儿岛献吉郎、古城吉贞等人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运用泰纳文学史理论,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种族气质出发,探寻中国文学的成因。日本学者希望通过对中国文学的分析,找寻中国文学的形成特点,从而发现日本民族文学的特点,找寻到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相比较于日本,泰纳文学史观虽在中国学界产生影响,但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大多是通过日本学界的翻译介绍才得以了解泰纳的文学史观。泰纳文学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零碎化的,多出现在杂志、期刊的论文介绍中,或是存在于中国学者关于日本理论的译介中,并未有泰纳《英国文学史》的成本及介绍专著出现。在对泰纳文学史观的借鉴中,中国的文学史书写注重从时代角度对中国文学的纵向发展做出梳理,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找到激发民智、改善中国国民性的途径,唤醒国民觉悟。近代中日学界关于泰纳文学史观的不同借鉴,在于两国国情、文化传统及文学观念的差异性。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传播中的差异性研究,是比较文学思考的重要问题。关于泰纳文学史观在中日学界的接受性差异研究,不仅有利于中日学界的文学史研究,而且有利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差异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