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风险负担规则，同时在该法的第94条将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解除权的理由之一，这样合同解除制度与风险负担制度就在适用范围上出现了交叉的现象。另外，两者都有使双方当事人从合同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相似法律效果。因此，在两种制度交错的问题处理上，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该问题在国内合同法研究中并没有很多的讨论。合同解除与风险负担这两个制度是否确实存在竞合，合同解除制度是否确实可以解决风险负担制度下的所有问题，如何理清两者的关系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的。文章的第一章分析了风险负担的内涵、合同解除的构成要件和各国解除制度与风险负担规则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债的风险应包含给付风险和对待给付风险，而我国合同法应对对待给付风险问题进行明确地阐述。德国、日本和法国在修改债法的草案、建议稿中都曾出现过解除一元论的思想，法国的判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倾向。我国现行合同法在借鉴和吸收大陆法系各个国家以及国际公约中的有益经验，形成了合同解除与风险负担并存的法律制度。对不可抗力是否可以作为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用肯定说，将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事由是在我国风险负担规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最合适的选择。关键点是我们要理清风险负担与合同解除的关系，使两者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制度功能，来共同调节民事法律关系。文章第二章通过合同解除与风险负担在制度目的、牵连关系、适用程序、法律效果、期限和时效上的对比，进一步探讨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势。从目的来看，合同解除制度是补偿性的。通常情况下，风险负担规则也不具有惩罚性，但是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一般由违约方因其过错而负担风险，该规则就有了惩罚性的色彩。从法律效果来看，合同解除制度对合同关系进行了安排，消灭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风险负担规则没有处理合同本身，债务人只是主给付义务消灭。从牵连关系的角度来看，在风险负担制度的情况下，要判断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有无的问题，而是否享有解除权是根据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来判断的。文章第三章提出在诸多状况下，风险负担的效果优于合同解除。在未来债法总则或债法通则中双务合同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基础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应倾向于德国那样采用并存的二元模式。因为在复杂的合同关系中，合同解除不能处理所有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发生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风险负担规则和合同解除的规定并不完整，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违约行为会对相对方的风险负担产生影响，从而会改变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又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时，合同解除和风险负担的关系会显得更加复杂，笔者通过进一步研究，来理清二元模式下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