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12—1935年间的山东土匪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力求揭示山东土匪武装的分布，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从社会控制论角度阐释土匪勃兴的缘由，希冀以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加深对这一时期山东社会的认识。 土匪以聚众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是民国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民国初期，山东股匪成群，匪患惨重，是全国的重匪区之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12—1935年间，山东省内107县中的85个县份都曾有土匪武装盘踞，势力较大的土匪武装共有372股。该时期的土匪武装，不仅人数多，规模大，种类全，而且拥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有着比较完备的组织形式。 山东股匪备具枪支弹药，攻城、陷寨、毁村，杀人、放火、奸淫，绑架、勒赎、抢掠，从事危害社会而谋取个人私利的活动，成为社会的一大人为祸害，猖獗至极点，严重威胁地方治安，乃至中央政府的统治。所以，肃清土匪就成了当时山东当局的一项重要施政活动。但是由于没有铲除产生土匪的腐败政治、经济根源，匪患这一社会现象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肃清，只不过是一时的平静而已。 土匪的蜂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就政治背景来讲，民国初期，军阀争霸，政潮迭起，政局动荡不安，国家政治权威丧失，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这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而地方官员吏治窳败，勾结士绅欺压百姓，畏匪如虎，推委责任，“始而讳盗，继而纵盗，相习成风”，有的甚至借匪敛财，致使当地匪势蔓延。就军事背景来说，该时期山东处于杌陧动荡、扰攘纷争之中，各派军事势力之间混战频繁，破坏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造成大量的难民，无以为生的难民，为求生路，遂走上打家劫舍之路；一旦战事失利，溃败兵、遣散兵、哗变兵等大量涌现，他们手握武器，在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情况下，便上山落草；更何况平时军队纪律松弛，抢掠扰民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有官兵纵匪、通匪以及扮匪抢掳以谋财等等状况，从而形成了“兵匪莫辨之现象”；况且整天面对战争使的下层民众的军事素养在耳濡目染中上升，更加深化了人们思想里原有的黩武主义的理念，这一切都为土匪的蜂起提供了外部诱因。就经济状况而言，人多地少，苛捐杂税繁重，经济盘剥严重，灾荒频繁，多种因素纠合在一起，致使山东农业日益衰弱，农村经济破产，大量农村人口被强行与土地隔离，形成了“老弱填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流而为匪的现象。伴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难民、流民人数日渐增多；崇尚暴力背景下扭曲的攀比心理以及落后的教育状况和彪悍、尚武、不训的民风，是为近代山东多匪的社会背景。民国初期山东土匪兴盛本身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深化的一个重要体征。辛亥以还，民国肇造，社会规范新旧更替，国家权威削弱，体制内秩序缺失，社会资源分配失序，人们对社会整合方向迷失，各种越轨行为遂频频发生。由于社会调控措施无力直至丧失，集体性的越轨行为未能得到及时矫治，越轨者所获得的社会报酬便吸引更多的人跟进，加入了越轨者队伍。这种示范效应使得人们在越轨或欣赏越轨报酬时相互暗示、模仿和激励，进而愈演愈烈，这应该是该时期各地土匪势力蜂起的内在原因。因此，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现象的存在及发展就客观地提出了必须强化社会调控，保持社会稳定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