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定了唐人与自然相处的五种模式加以分析,通过解读不同的情境模式下所发生的自然审美活动,来分析唐人对自然的态度,进而探析这种自然审美活动是否具有生态意蕴,是否可被称为生态审美。第一章首先围绕“八水绕长安”和“原”这两个点,对唐长安城的整体地理环境进行了概括,指出固有的自然环境对唐长安城整体布局的影响。其次,分析唐长安城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长安城通过建立以水渠、街道、排水沟为代表的绿色通道和以大大小小的园林池沼为代表的绿色斑块,为长安人营造了一个宜居的人工绿色环境。最后,以长安城公共园林曲江池为例,解析其厚生辅阳、藻饰帝宇、乐民安志和教化俗众等四个特点,认为曲江池是唐人参天地之化育以仁佑万民的典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着曲江池所展开的审美活动,可具有生态意蕴。对比第一章末以曲江池为代表的城市公共园林,第二章选取了白居易位于洛阳履道坊的池台进行分析。白居易在其许多诗歌中都表现出了一种仁爱万物、与物为友的倾向,并多次表示他所营建的履道池台是物得其所、人得其乐的乐园。但通过进一步解读便可发现,他对自然事物的态度存有差别,常误解自然事物的物性和生生之德。履道池台并不是一个物得其所的乐园,而是一个不具有稳定生态系统的人工假相。并且,白居易对自然事物的圈占,有时会造成对自然物性的折损。所以,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在私家园林中进行的自然审美活动具有生态局限。第三章首先对长安城外营建别业之风进行了概括,尤其侧重城南樊川一带,而后以王维在郊区别业的半隐居生活为例,分析其郊外的自然审美活动。王维具有隐士情结,有回归自然、远离城市喧嚣的倾向。王维对自然多持静观游赏的态度,但他受因缘起灭、真空假有等佛家义理和道化流行、至仁无亲等老庄思想的影响,其静观中含有尊重自然、齐同物我、玩味色空和观造化之乐的意味。所以,即便是静观自然,其审美活动仍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蕴。第四章选取杜甫在成都浣花溪和夔州的两段乡村生活进行解析。在浣花溪边的江村生活中,杜甫亲近自然、情同自然,观自然生意,尊重物性,持仁爱之心相与自然。杜甫赞美天地润物之功,希望人和自然事物都能遂其物性,得其生意,同时他也悲叹乱世不仁,无全物之心。在夔州时候,杜甫以农田实践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主张致物之用以裁成天地之道,其自然审美活动经常体现出爱惜物力、义即于物和用物撙节等思想。无论是在浣花洗时候还是在夔州时候,杜甫的自然审美的活动都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蕴。第五章对李白在漫游山水时观照自然的审美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李白“以我观物”的自然审美方式与一般“以我观物”的方式不同。他在“以我观物”的自然审美活动中观自然造化的神奇,并将自己放入道化流行中,反观自身的渺小。但这并不是“以物观物”,因为在李白那里,很多时候“物”和“我”有着明显的界限,他的神仙情结便是对这种物我分离的极端表达。“我”经常向往神仙世界,又经常在愿景失落后又返回人间游戏。当他在人间与物为友、与物同游的时候,他的审美活动便含有一定的生态意蕴,而当他追求神仙世界的时候,便有很明显的反生态意味。总之,通过对以曲江池为代表的城市绿色人工环境营建、以白居易履道池台为代表的城市私家园林、以王维代表的别业生活、以杜甫为代表的乡村生活和以李白为代表的漫游生活等唐代五种自然审美语境的探析,比较了不同情境下唐人对自然事物的不同态度,得出唐代自然审美活动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其生态审美境界深浅不一,具有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