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轰然坍塌，世界历史进入冷战后时代。地区争端、宗教纷争和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成了冷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从理论的高度，提供了“文明冲突论”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沸沸扬扬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 第一部分分析了文明冲突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梳理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理论内核：文明是文明冲突的基本单位；世界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线重组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未来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文明冲突爆发的最可靠的保障。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通过引入文明这一概念，赋予文明一种“文化实体”的角色，并将此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基本单位，让文明运动起来，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的逻辑勾画。因此，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一，它不仅打开了长期以来被国际政治学界所忽视的一扇重要的“研究窗口”，而且提供了透视冷战后全球政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文明冲突论存在的问题：文明能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单位?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导致冲突?是否应把冷战后世界文明结构作阵营化理解?世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本文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或者思想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冷战后能否发展成为现实的国际冲突，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四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关注文明冲突论的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还是不能抹杀亨廷顿在理论上的贡献。文明冲突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创性思考，它提出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没有研究、事实上急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文明冲突论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现象在文明视角下进行了新的思考，开始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众多地区冲突的深层根源，这对加深对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明冲突论从全球政治范式的角度重新对国际政治进行思考，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提高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力，使得该理论本身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