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给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带了很多社会性问题,如房价过快上涨,居民住房难、资金大量涌入地产市场,挤占实体经济资本等,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开始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管控。真正政策的实施始于2010年“新国十条“的颁布,从此以北京为首的各地级市陆续开始了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治理。到2014年,呼和浩特首个提出了暂停行使相关政策,自此很多城市加入了解除的行列,第一轮限购政策也到此结束。限购解除期间,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弹,新一轮限购政策再次被紧急采用。在第二轮限购政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仅包含很多一线、二线城市,很多三线城市也加入到了限购政策实施的行列中来。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使得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进行了重新的划分,财权上移中央,事权下沉至地方,由此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要也越发强烈,其主要通过举债来满足不断膨胀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长,屡创新高。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带来了很大隐患。房地产限购政策是促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但由于地产行业的影响面较广,相关政策实施的溢出效应较大,其中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较为明显且相对重要的一个,其实施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收入产生不利的冲击:第一、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政策实施对其产生不利冲击,导致政府来自房地产的相关税收减少;第二、土地相关收益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限购政策实施对土地价格、土地交易量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冲击,政府来自土地相关收益出现下滑。从而可以看出,限购政策的实施会对地方政府预期收入造成不利影响,而这又会进一步的作用于政府的举债规模。在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过程中发现,目前限购政策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溢出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本文就以此为突破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限购政策的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溢出性影响上,并结合理论对其影响机制展开分析,然后通过实证计量的方法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最终明确两者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本文主要从政府支出行为、限购政策对经济拉动作用（非地产行业）、银行支持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四个方面,对政府预期收入下降后其举债规模可能发生的变化分别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政府预期收入的下降,不会对政府的支出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短期来看,限购政策的实施对非地产行业经济拉动作用有限、来自银行的支持较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影响有限。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冲击来看,限购政策的实施导致地方政府预期收入下降,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张。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相关理论的学习,本文进一步就限购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这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最后借用实证的方法,对上述分析做进一步的验证。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通过对全国333个地市级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限购政策的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上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第二、本文进一步选取“70城”相关数据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发现,改变样本,上述结果依然显著为正;第三、分不同类型的城市分别进行回归。首先根据相关理论指导,将按照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的标准,对实施限购的城市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实证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依然显著;然后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发现:限购政策对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影响程度要比二线城市要大,总体来看,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短期来看,限购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未形成,但是已经对收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面对政府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形,地方政府可能会扩大其借债的规模;对于二线城市来讲,其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较慢,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不如一线、新一线城市,因此限购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影响较小;第四、中介效应检验,财政压力在其影响中可能存在着显著的中介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限购政策的实施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限购政策通过对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以及土地市场的抑制作用,造成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财政压力进一步对政府举债规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本文上述影响机制分析结果保持一致。本文的研究从限购政策出发,最终落足在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上,通过将两大热点问题相结合,不仅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关的研究而且还将以前研究中存在矛盾的地方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影响机制分析,从而使得本文结论的得出有丰富理论的支持。并且该研究为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