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给中国刑法理论带来一定的冲击,网络空间产生了全新的法益种类,其本身也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秩序的重要部分。帮助犯理论作为共犯理论重要的一部分,传统帮助行为结构在网络空间中发生异化,导致帮助行为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结构模式的合理性争论越加激烈,同时,传统帮助行为在共犯理论中的认定和处罚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网络空间中的帮助行为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一对多”和“多对多”式的帮助在网络空间中变得普遍和容易,其社会危害性显著提升。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帮助行为的共犯性质逐渐被弱化,并且具有实行化的趋势。网络空间的帮助行为有着因果性弱、传播性强、危害性大和隐蔽性好等特点,造成帮助行为认定比现实生活中更困难,其中中立帮助行为、片面帮助行为和不作为帮助行为的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在其认定方面产生诸多争议,具体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不尽统一。《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者对于网络帮助行为规制的积极回应,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得出,该罪是对针对的是中立帮助行为的制裁,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中立帮助行为的全面处罚,而是限定的全面处罚;片面帮助行为由于其行为人只有单方的意思联络,对危害结果具有加工作用,应当对其进行刑罚处罚,因此必须对共同犯罪的定义重新解读;不作为的帮助行为的认定针对的是特殊的主体(网络技术或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作为义务来源的是否具有合理性,关键是须明确不作为义务的界限。刑法对网络空间中帮助行为的规制有所回应,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网络空间中帮助行为与正犯的实行行为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导致其在共犯责任中定位模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为从犯,但网络空间中的帮助行为有可能会起到主导作用。关于网络帮助型犯罪的规制刑法分则只规定了两个罪名,罪名体系单一,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法律的适用上也存在标准不统一和过于笼统等问题,具有兜底性罪名的嫌疑。基于网络空间中帮助行为存在的问题应当从理论和立法上一并完善,因其属共同犯罪范畴,需从确认片面帮助行为的共犯性质、明确中立的帮助行为处罚边界、扩大帮助犯罪罪名体系、确立帮助行为正犯化责任方面完善共犯的评价体系。网络空间帮助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责任定位发生了变化,“必减处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因此需要厘清帮助行为的处罚依据和转变帮助行为的处罚模式。模糊化的立法不能满足打击网络空间中帮助型犯罪的需要,“情节严重”式立法应当逐步向定量评价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