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挪用资金罪设立于1997年,其主要是由挪用公款罪发展而来。但两罪所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司法适用若一贯沿用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就会丧失打击犯罪的精确度。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家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也日益重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中挪用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但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困境和管理短板,企业经营过程中掌握财权的民营企业家频频触雷,其私自进行的调拨资金以及其他内部违规的行为因被认定挪用资金罪而获刑。保护的初衷和摧毁的结果在张某中案和顾某军案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这不能归咎于司法,但确有反思的必要,尤其是在司法要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的任务背景下。在对行为和活动性质的认定上,要坚持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并重。首先是挪用行为的认定,挪用资金罪中挪而未用的也应当构成犯罪,刑法中的“挪用”要从形式和实质上同时认定,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与“挪用”形式上相似,但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已经具有合法性的根据,区分二者时要考虑两种行为的主观目的、客观方面以及主体等。其次,在“归个人使用”问题中,挪用资金罪中有独有的“借贷给他人”的规定,立法原意中二者为并列的关系,但之后的立法背离了这个趋势。对于“归个人使用”规定的情形中,“以个人名义”判断的标准是挪用人主观上如何表达资金的权属归属,若表明资金归属于自己,则属于“以个人名义”,“谋取个人利益”应该理解为客观要件,认定时要有足够证据支持。在对“营利活动”的认定上,“营利活动”应当仅指合法的营利活动,但在实质认定时仍需与“非法活动”相区分。挪用资金罪中的营利活动也应排除那些没有资金亏损风险的活动。除外,为生产经营做准备不产生直接利润的活动,行为人主观上已经具有营利的目的,即便未能获取经济利益,也应当认定属于营利活动。例如“借资注册”也应认定为“营利活动”,但由于对资金造成的风险相对较小,在量刑时应与其他“营利活动”予以区分。最后司法机关在认定过程中也不宜过于严苛,不得使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当然,挪用资金罪自身的规定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比如考虑增加刑罚档次和刑种,区别不同群体立案的数额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也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