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里,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情绪研究主要集中在负性情绪上,而语言焦虑成为了其中广泛研究的话题(Horwitz,2010;MacIntyre,2017)。近年来,积极心理学被引入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MacIntyre&Mercer,2014),因此外语学习中的正性情绪尤其是愉悦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Dewaele&MacIntyre,2014;Dewaele&MacIntyre,2016)。情绪的研究也开始从关注学习者的负性情绪—即外语课堂焦虑(FLCA)—转变为关注学习者在外语课堂中的正性情绪,即外语愉悦(FLE)。但由于其研究历史较短,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的相关研究仍较匮乏。此外,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研究的受试是以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而非英语外语的语言学习者(如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的研究少之又少。本研究主要探究中国语境下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学生的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情况及学习者和教师因素与其愉悦和焦虑的关系。为此,来自云南八所大学的共444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查问卷。其中泰语专业学生171名,越南语专业学生158名,缅甸语专业学生115名。最终获得的定量数据通过SPSS22进行分析,定性数据采用Nvivo 11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东南亚语种学生的外语愉悦(3.85)和外语课堂焦虑(3.40)的水平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与焦虑相比,他们在外语课堂上明显体验到更多的愉悦,且这种差异具有中等水平效应量;2)学生的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两者仅有7%的重叠方差,相关程度很小,因此,这两种情绪可被看作两个独立的维度;3)泰越缅语专业学生在外语愉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外语课堂焦虑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表明,缅甸语专业学生外语愉悦水平比泰语和越南语专业学生高;4)以学习者内部因素和教师相关因素为自变量,以这两种情绪为因变量,探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现除了教师的严格程度与学习者的外语愉悦和焦虑都无关之外,其他自变量均与外语愉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外语课堂焦虑呈负相关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教师相关变量更能预测学生的外语愉悦,而学习者自身变量则更能预测他们的外语课堂焦虑;5)从受试者对外语愉悦和外语课堂焦虑经历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教师的行为是学生愉悦情绪的主要来源,而焦虑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由学习者自身因素引起的。这进一步证实了定量数据中的发现。这项研究为中国大学的非通用语教学提供了一些启示,论文最后也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