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如此持久,是因为政治在贸易政策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这期间伴随着立场摇摆、保护主义、竞争升级、利益集团的仇视与施压、以及政党的政治运作等诸多问题。然而,两国贸易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缓和期。优惠贸易协定是1990年后的重大发展,如《南亚特惠贸易安排协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框架下的合作,多轮双边贸易谈判,以及印巴两国代表团正式会晤,双方开始进行双边谈判,以讨论和最后确定贸易协定形式等。与此同时,1990年以后,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机构的发展也对印巴两国贸易导向型的外交政策和谈判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两国未能完全摆脱纷争关系,这严重影响了印巴贸易正常化。两国都拥有巨大的投资市场和地缘战略位置,贸易范围广泛,可持续性强,有促进贸易发展的空间。但贸易政策受到政党、个人、工会和压力集团的影响,他们对贸易政策决策程序施加压力,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权力最大化。对于印巴贸易关系来说,1990年至2019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这期间双方为促进贸易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出现了一系列政治问题造成两国贸易受损。领土冲突、政党的自身利益、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压力/利益集团及其宣传和游说,都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压力集团和政党政治是如何影响印巴贸易关系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论文简要分析了几个政治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压力集团使用不同的手段,如游说、宣传、竞选、塑造舆论等,有时也与执政党联盟合作,影响外交决策程序,以保护国内市场。论文阐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队和宗教团体在两国的政治运作中的主导作用。宗教团体在组织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重塑贸易政策以实现自身生存和权力最大化。政党内部的冲突也是以政治精英或政党利益为导向,他们通过损害国家利益和贸易政策的方式来赢得选举,从而获得议会席位。为了更好地理解压力集团和政党政治对印巴贸易关系的影响,本论文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本论文分析了印巴两国的政党和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权力最大化,以及压力/利益集团在两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借助现有的文献对压力集团和政党政治如何影响印巴贸易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笔者的论点为两国国内的压力集团(主要包括军方、宗教团体、工业家)和政党政治(主要包括政党自身利益、政党内部的派别分歧)是造成印巴贸易关系恶化的主要政治因素。本章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二章讨论了1990-2019年间,印巴贸易关系的背景、制度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以及一些允许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的条款。两国都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成员方,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和历史恩怨,双方无法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两国贸易关系在近三十年间起起伏伏。受到各自的压力集团、政党及其领导层的自身利益的影响,两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不断变化,就算贸易关系向好,也很短暂。历史上,印巴贸易关系曾在独立初期非常繁荣,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增加了不同部门的进出口,但由于双方不同群体的战争、冲突、仇恨和私利,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不过,新当选的总理纳瓦兹·谢里夫通过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南亚特惠贸易安排协定》、以及增加对印度的贸易正面清单等,与印度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新的关税项目也有助于贸易发展,但某些利益冲突事件还是影响了印巴发展贸易关系。比如袭击巴布里清真寺事件、袭击印度议会事件、孟买袭击事件、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抗议给予印度最惠国待遇事件等,都表明了国内不同压力集团对于最高权力的话语争夺,而这些都是印巴双边贸易的阻碍。第三章简要分析了国内压力集团的核心含义,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游说、宣传、联合、竞选、塑造舆论等手段,对两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压力。巴基斯坦的PUC、JKLF、CPLTD、FFC、WAPDA、AIL,印度的ASSOCHAM、FICCI等数十家公司正在对外交政策施加压力,以重塑印巴之间的贸易体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队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在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印巴之间的贸易,因为它导致了竞争的缺乏。对于军队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阿耶莎·西迪克卡(Ayesha Sidiqqa)称之为“米尔布斯”(Milbus),指的是资本被用于军方,特别是军官干部私用。据信,巴基斯坦军方在制定贸易政策方面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在外交部和财政部这样的主要机构中,都有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存在。学生团体和宗教团体也通过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利用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暴乱来挑起敌意。这些团体和组织又与各政党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而政党本身也需要他们结盟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服务。第四章分析了印巴的政党及其政治模式,并且探讨了政党在塑造反贸易政权以实现其权力最大化方面的作用。本章分析了这些政党如何通过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保持自我生存、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些政党执政后的宣言与他们当初的承诺并不相符。巴基斯坦大多数政党确实将印度视为“敌人”,印度各政党对巴基斯坦也是如此。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贝·布托被暗杀,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后来的扎尔达里总统因其离岸公司和伦敦房产而被监禁,这些都是各政党谋求自我利益和权力最大化言论的明显例证。政党与工业家、宗教团体有一定的联系,所有这些政党都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才能继续掌权。这种联盟能够为政党提供竞选资金支持,以保障他们赢得选举和继续执政。这样一来,支持印巴反贸易体制的宗教团体和工业家,很容易对印巴两国的贸易导向型外交政策施加压力。政党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生存的考虑,不得不在这些选择上妥协。第五章是结论。压力集团(主要是军队、工业家)、宗教团体、学生团体、政党的自身利益、政党内部派别的分裂、及其与某些宗教团体和商业团体为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而结成的联盟极大地影响了印巴各自的贸易外交政策。这些团体的利益建立在印巴之间的反贸易制度的基础上,所以他们采取必要措施来阻碍新的贸易协定和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