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资源消耗快速上升。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经济发展与能源约束矛盾,2006年中央政府将节能目标写入规划,并列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和国企负责人业绩考核重点内容,大大改变了原有的以地区GDP增长为单一指标的晋升激励机制。本文的研究旨在探寻2006年节能目标制逐渐确立之后,地方政府官员对辖区内能效强度（单位GDP能耗）变动是否存在影响效应,其影响效应是否随着任期的增加而不同?以及在高中低能效强度地区,其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探索产生影响效应的可能的机制是什么?解决这三个问题对于充分发挥地方官员任期对能源效率的引导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7年间,279个地级市在任的市长、市委书记与其上任以来辖区内能效强度变化指数相匹配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2006年节能目标责任制逐渐确立之后,官员在任期的中后期对辖区内能效强度的下降起到引领作用,且随着任期的增加而加大。市长在任第3、4年的引领效应大致分别为5.6%和17%。市委书记在任第4年的引领效应为5.8%。按照能效强度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高能耗地区官员对能效强度下降的引领效应明显高于中低能耗地区,并且会比全样本回归结果中的官员发挥引领效应的在任时间更为提前,说明高能耗地区官员有着更为强烈的节能行为动机,并且实施节能政策的效果更快显现而且更加显著。本文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影响渠道:地方官员在节能目标责任制的晋升激励下,会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对辖区内国企施加更多的节能压力,并且在任期中后期该行为更加显著,例如对国企采取限电限产等临时性措施,因此辖区内国企比例越高,官员任期中后期所导致的能效强度下降幅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