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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承载原史文化的原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志”、“语”文献是论文探讨的核心。原史文献中的“志”、“语”文献是贯穿论文的主线,论文的三个方面都是围绕此核心展开。
商周鼎革之际是巫与史断裂的转捩点,史官脱胎于巫文化系统,成为独立的文化创造者,是周代原史文化的创始人。周代史官在周王朝庞大的职官系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他们一直以其自身的文化职能作为文化创造的依据,以周代的职官系统作为保障,充分发挥了史官文化创造的能力。在史官群体中的瞽史是此文化创造群体的特殊成员,他们自身秉承巫文化系统中的天道背景,又有史官群体的人文意识,口耳传承原史文献,并辅助于文字记载,是原史文献的保留者与传承者。
“志”、“语”文献是原史文献中的一类,是传承原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志”类文献是书于金石简牍的文字,出于周代史官之手,是周代原史文献。反映在《左传》、《国语》中则表现为春秋时期的言论,其中既有记言之“志”,又有记事之“志”,记载内容广泛,涉及到周王朝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志”类文献出于周代史官之手,与同时期的钟鼎铭文共同反映了此时期的史官建构原史文化的要求。“语”类文献原始形态是口耳相传的言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著录,它也是出于周代史官之手的原史文献。反映在《尚书》、《左传》、《国语》中也是言论记载,也分为言类之“语”与事类之“语”,相较于“志”类文献要丰富,反映的社会生活方面更为广阔,表现的史官文化思想意识更为集中。两者共同成为时代的文化资源。在当时之所以被史官载录是因为传统中的“重言”观念,表现出来的是周代史官文化创造的要求。
春秋君子是继承原史文献出现在春秋历史舞台上的文化群体,春秋君子的内涵已经逐渐加重了道德意义,是儒家君子观念的先声,不同于春秋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概念。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群体,他们通过对原史文献的“征引”,特别是对“志”、“语”类文献的征引,不断的融入自身文化群体在建构文化过程中的要求。在“征引”的文化行为中春秋君子培养了自身的文化品格,注重“德”与“礼”,成为春秋文化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