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承载原史文化的原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志”、“语”文献是论文探讨的核心。原史文献中的“志”、“语”文献是贯穿论文的主线，论文的三个方面都是围绕此核心展开。 商周鼎革之际是巫与史断裂的转捩点，史官脱胎于巫文化系统，成为独立的文化创造者，是周代原史文化的创始人。周代史官在周王朝庞大的职官系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他们一直以其自身的文化职能作为文化创造的依据，以周代的职官系统作为保障，充分发挥了史官文化创造的能力。在史官群体中的瞽史是此文化创造群体的特殊成员，他们自身秉承巫文化系统中的天道背景，又有史官群体的人文意识，口耳传承原史文献，并辅助于文字记载，是原史文献的保留者与传承者。 “志”、“语”文献是原史文献中的一类，是传承原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志”类文献是书于金石简牍的文字，出于周代史官之手，是周代原史文献。反映在《左传》、《国语》中则表现为春秋时期的言论，其中既有记言之“志”，又有记事之“志”，记载内容广泛，涉及到周王朝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志”类文献出于周代史官之手，与同时期的钟鼎铭文共同反映了此时期的史官建构原史文化的要求。“语”类文献原始形态是口耳相传的言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著录，它也是出于周代史官之手的原史文献。反映在《尚书》、《左传》、《国语》中也是言论记载，也分为言类之“语”与事类之“语”，相较于“志”类文献要丰富，反映的社会生活方面更为广阔，表现的史官文化思想意识更为集中。两者共同成为时代的文化资源。在当时之所以被史官载录是因为传统中的“重言”观念，表现出来的是周代史官文化创造的要求。 春秋君子是继承原史文献出现在春秋历史舞台上的文化群体，春秋君子的内涵已经逐渐加重了道德意义，是儒家君子观念的先声，不同于春秋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概念。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群体，他们通过对原史文献的“征引”，特别是对“志”、“语”类文献的征引，不断的融入自身文化群体在建构文化过程中的要求。在“征引”的文化行为中春秋君子培养了自身的文化品格，注重“德”与“礼”，成为春秋文化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