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界,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保守主义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政治的观点,都普遍持肯定的态度。只有钱穆对此持有异议。他从史学与文化学两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的观点进行了阐发与解释。“传统政治非专制论”的发展可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钱穆早年以国史研究为基础,认为不宜以专制化进程描述国史演进,而认为以“文治化”进程来表述更为合适。钱穆还认为,政治演进与国史演进一样,是一个因时与势而动态变化的过程,国史的动态变化并非趋向于稳定的专制状态。而文治化的不断进展又使中国政治早已向民间与社会开放,社会上并无可以执行专制的稳定垄断集团。这一国史演进观对早期民主革命者宣传的“专制论”提出了质疑。第二阶段是抗战时期,钱穆针对自由主义学者“民权论”等西化分析路径,认为代议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路径,中国并不乏本土的民主资源,中国的民权表达方式为“行政权”。他提倡,建国不可摈弃传统政治的优点而照搬模仿西方政制,提出吸收传统政治中“考试权”与“监察权”作为三权分立模式的补充。第三阶段是在钱穆离开大陆之后,他进一步对“非专制论”进行了文化理论上的深化。他提出“职分理论”用以解释传统政治,认为中国政治理论并不以主权归属为重点,而是在认同政府的前提下强调政府的“职分”。传统中国由于长期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产生了以“责任”或“职分”为重心的“职分观”,也即不问权而问责的特质。这一政治观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伦理不可分割的特点,“职分理论”可以运行的根据在于礼制的制约,使得政治结构中的职分个体都不可逾权,作为君王,也不例外。从史学与文化学角度而言,钱穆对于传统政治的判断并无大误。但钱穆对于“非专制论”的理论探索是在学术史的范畴内,在理论上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背后都有一套精神与理想,这导致了钱穆的政治理论是一种理想型政治。更具体地说,出于文化价值的卫道,而给政治附丽上各种精神理想。西方以权利论为中心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底线型政治,不含道德伦理,而是力图解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由于有“礼制”与“天道”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政治合法性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学术理想寓于政治,政治变成了文化价值的载体,理想型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在现代社会,只有底线型政治才更具有操作性,合法性问题作为一个现代问题,理应由现代政治体制得以解决。理想型政治由于各种操作的配套条件尤为苛刻,如何实施,如何追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希望起到的是抛砖引玉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以及在二十世纪所引起的争议,还需要更多精密型研究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