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要专利包含了专利权的专有性和技术标准普适性两种属性,专利权是一种在一定范围以及期限内能够排他性使用的权利,而标准则是标准制定参与者在协商一致后达成的该领域技术共同确认的技术规范。在技术标准实施过程中纳入专利权,使得专利权本身所保护的“公域”与“私域”间的利益平衡被突破,专利权因此进入到了标准技术发明人的共有领域。拥有标准技术发明人之间的专利权如何保护成为法律需要特别对待的问题。考虑到标准专利的权利人在使用标准必要专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权利滥用、形成市场控制地位等嫌疑,法院在处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时,很少支持禁令救济。而关于限制禁令适用所采取的路径各国法院有所不同。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专利法+合同法路径来限制禁令的颁发,被诉侵权人对禁令颁发的反垄断抗辩标准认定则非常严格;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引入反垄断抗辩的标准来限制专利权人的禁令请求权;欧盟法院以及欧盟委员会的态度则更加符合平衡理念,对诉讼双方在许可谈判中的行为义务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以行为人的善意标准来决定是否颁发禁令,我国法院在借鉴欧盟法院审理规则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经验,即以许可中双方“过错”为基准对诉前的行为进行考察,决定是否颁发禁令。结合各国的司法实践,以及我国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限制应该基于标准化组织确定的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从标准必要专利的“准公共品”性质出发,以利益平衡理念为核心,以保证许可双方谈判地位平等、保护交互许可自由为目的,在颁发禁令考量过程中对侵权人过错进行判断和考量,并对侵权行为纳入整体实体行为的考察中,确定其颁发禁令的必要性,并对颁发禁令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考量并尽可能将谈判上方推到谈判桌上,如此方能正确对禁令救济予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