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由人的生存发展危机引起的。对人的命运和价值的关注与凸显,成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焦点。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现代性社会理想旨在通过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破坏力量,把整个社会置于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从而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现代性曾一度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为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现代性文明成就突出表现为理性的张扬使得人类的思想得到解放,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挺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巨大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取得了辉煌的工业文明成就;契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实行推动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等。19世纪上半叶,现代性在取得巨大文明成就的同时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遭遇了严重危机,出现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集中表现为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给工人制造出贫困、剥削、压迫,而且给人的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和贬值,造成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毁灭。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不同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不同方案,但由于这些方案没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未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做出科学的分析,因而不具备解决现实危机的能力,最终陷入破产的境地。以批判资本主义著称的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问题上具有天然的“在场”权,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现代性”概念,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反思和存在的合理性的批判,探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具体地历史地阐释了其现代性思想。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危机最深刻体现之劳动异化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危机产生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在分析的基础上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找到了现实出路,这一救赎之途就是共产主义实践。通过现实的社会改造,消灭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制度,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才能得以实现。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现代性不仅是一项尚未完成正在进行的方案,又是一个有待于积极建构的事业。如何在当下中国构建既能克服西方现代性弊端又能将人类带向自由与解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有益资源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