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与信息的迅猛发展,社交网络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最主要领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QQ、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更加便捷地进行生活和交往。作为现代交际活动的重要承载者,社交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滋生犯罪的危险,以社交网络为犯罪对象或犯罪载体的案例频频出现,亟需刑法的合理规制。以危害行为与社交网络平台的关系为标准,可将社交网络危害行为划分为侵入型、利用型、服务提供型等三种类型。从构成要件看,现行刑法中关于传统计算机犯罪的罪名能部分或间接适用于侵入型社交网络危害行为或其关联行为,但并不直接也无针对性,不利于彰显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谦抑主义,更不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将社交网络危害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危害行为类型,从实质上理解社交网络实行行为的含义,并区分社交网络危害行为与社交网络帮助行为。现行刑法关于利用社交网络实行赌博、洗钱、诈骗、传播淫秽信息、侵犯知识产权等危害行为适用的正犯和帮助犯标准并不明确,用传统罪名来规制此类社交网络危害行为尚待商榷,需要完善刑法对正犯和帮助犯的标准予以明确。服务提供型社交网络危害行为的本质是一种帮助行为,现行刑法通过增设“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个罪名,对社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进行了认定并予以规制。服务提供型社交网络危害行为刑法规制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对其行为形态与中立帮助的认定上,应通过厘清帮助行为的形态特征与认定帮助者的主观故意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