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以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独占鳌头。从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可知,在1980-2002年期间,全球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到2002年底,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迅猛,相比于1980年,增长了十倍以上,其累计达到7.1万美元。美国作为世界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龙头老大”,无疑在这个舞台上独领风骚,共吸收外来直接投资13510亿美元,成为世界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第二位第三位分别为英国6390亿美元,德国4520亿美元。2002年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约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3%,然而,在1980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3%。对于中国来说,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经高达73.8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达到1.17万亿美元。这些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35%的工业产值,为中国解决了3000万劳动力就业,同时在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中的比例也达到了半数以上。1990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排名中仅占第十七名,然而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在2011年跃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17亿美元。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896.43亿美元,并且一直保持上升态势。本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具体因素进行分解,主要将其分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以1999-2007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对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对于制造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FDI技术溢出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FDI三种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有着不同的回归作用,本文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的基本保持一致：后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技术进步都有正向作用,说明企业通过作为跨国企业的供应商以及中间产品的提供者,获得了较多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的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对技术效率的回归结果却不明显；前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以及技术效率的变动的回归结果为负值,对技术进步的回归结果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外资企业作为内资企业的供应商,并没有使内资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没有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也没有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水平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变动,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这一途径实现的,而水平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回归结果为负值,也就是水平溢出效应并没有带来技术进步,或者说水平溢出效应没有通过技术进步的途径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另外,作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其中内资企业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这表明,内资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加大,是内资企业从根本上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以此来促进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延伸,实现技术进步；另一重要的控制变量内资企业的出口交货值的回归结果为正,这表明内资企业出口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的相关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高素质人才比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由此说明,单纯的引进外资并不能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根据产业发展路径的结构特征在发展战略与政策方面做出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