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对于唐末儒学思想的研究尚显得有些薄弱。已出版专著极少,论文也不多见。国内讲中国哲学史者,讲到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几个人的思想后,一般直接转入对宋明理学的探讨,而关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形成过程却大都几句话带过,语焉不详。本论文通过对以罗隐、皮日休思想为代表的唐末儒学思想的专门探讨,试图说明宋明理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唐末儒学思想,唐末儒学思想是从唐中期儒学到宋明理学发展过渡的中间环节。作者认为,补进这一环节,再讲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才算比较完善和有说服力。作者还认为,罗隐与皮日休思想中对社会政治黑暗及官场腐败的控诉与批判、对现实政治及民生的热切关注、对君主治国导民的一系列论断,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全文连引言与结论共计五个部分。引言部分除了交代了本文写作的缘由、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外,还提到了唐史的历史分期。本文题目定为《唐末儒学思想研究》采取了影响比较大的唐史分期法中的“三分法”。第一章是论文第二部分,交代唐末儒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因为思想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潮的集中反映,交代了唐末的社会背景,有利于得出唐末儒学思想的整体特征。唐末儒学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有三:藩镇割据、仕途与官场的腐败、民生与国家经济的凋敝。作者的根据是从罗隐、皮日休原文中寻找,二人对于这些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揭示与批判。第二章,为全文的主体部分。在第一章交代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唐末儒家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第一,道统意识方面。唐末儒家目睹儒学在当朝衰落之现状,为儒学鸣不平。在这方面,罗隐长期是尊儒崇儒,道统意识则不够强烈:而皮日休则高扬道统意识,抬高《孟子》、王通及韩愈的地位,自觉承担起重振儒学之重任。第二,民本意识及匡政济世情怀,这是受儒家民本传统的影响。第三,对君主治国方略的关注。唐末皇权不振,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节度使节制的能力,唐末儒家学者对此问题比较关注,罗隐有比较系统的君主论,如他提到君主要尊道贵德、治国以俭以敬、御臣有术、辩臣识臣之方等。皮日休在此问题上未有罗隐那么系统的论断,他主张君主要行仁政,以仁义导民、化民,主张君主要选贤与能,严惩贪官污吏等。第三章,讲唐末儒家与佛教、道教之关系。唐末儒家生活在三教鼎立的唐朝,思想上难免受佛教、道家和道教的影响。罗隐因科场屡屡失利与官场长期不得志,晚年加入了道教,兼重道家思想;皮日休对佛教、道家与道教虽持坚决排斥的态度,但对二者理论上的优势有某种程度的承认。结论部分根据前几章的分析得出唐末儒学有三个特点:一,高扬道统意识与普遍受佛教、道教之影响;二,强烈的批判现实的风格与文体的多样性;三,强烈的民本意识与匡政济世情怀。唐中期儒学高扬内圣意识,唐末儒学思想高扬外王意识,但在内圣意识方面也有所关注尤其是皮日休,北宋理学是此思想倾向合乎逻辑的发展。结论部分还根据前几章的分析,对唐末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地位尝试作出恰当合理的评价。本人沿着前人走过的道路,试着对下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结论:1、全面整理唐末儒学思想。前辈或当代学者对唐末儒学或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系统整理唐末儒学思想的资料很少。本文虽然是试图全面系统整理唐末儒学思想,但未必能达到理想效果或要求,更需作不断的努力。2、关于皮日休的道统论的意义的评价及皮本人是否把自己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的争论,本文认为,皮日休高扬道统论有积极意义,其隐约把自己列入了道统传承谱系。3、关于罗隐的君主论中是否突出或专批君主专制制度的争论,本文认为,罗隐思想中的君主论是拥护君主、“教化”君主如何做一个明君的,不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