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强调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兴观群怨”说与“文以载道”分别让诗和散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自班固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开始，在正统的观念里，它只是于国家社稷渺不相涉的“刍荛狂夫之议”。这一观念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尽管汉代伊始，就有关于小说社会功能的论述，如东汉桓谭在《新论》里就指出小说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之后，历代小说理论们从各个方面开掘了小说于社会政治的重要作用。尤其至晚明，小说已经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挽救世风日下的良方妙药。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正统的小说观念。梁启超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以小说启蒙童孺，救国新民，赋予小说以崇高的政治使命，同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其理论是对前代小说理论的继承吸纳，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对于社会传统小说理论超越。鉴于现今有关梁启超小说理论研究中对梁启超与传统小说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冷落。本文将以传统的小说功能论为起点，论述梁启超政治功能论小说观及其对于提高小说地位的重要意义，并从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梁启超作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的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对当世及后代小说和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定位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亦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