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身处世亟时变、手握重权的督抚，成为了晚清社会向近代转型的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甲午战前，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冲而勇于任事、具有改革意识的督抚从王朝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擘划与推行洋务活动。甲午战后，在民族与王朝双重危机的交迫下，具有经世观念而急“图自强而弭祸患”的督抚日益增多。此时，督抚中，仍有少数顽固地抗拒洋务活动、标榜注重西学以迎合圣意者，但是，半数以上的督抚逐步摆脱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突破了自囿自固的陈见积习，对西学的探求由“船坚炮利”进而“西艺”、“西学”，呈现出步步深入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倡言和支持洋务活动的督抚们通过其自强建言和实践，延续和深化了此前洋务运动的具体举措，推动了甲午战后清廷军事、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推行军事改革，是甲午战后清廷“强兵”的重要内容。督抚大吏已然认识到绿营“不足恃”，大多希望在保持派系军事实力、维持地方防汛及治安的基础上酌量裁减，“期于撙节饷需之中，仍不失保卫地方之意”。同时，在维持旧有军制的前提下，他们酌采西法训练军队、培养军事人才，并具体实践着洋务运动时期曾、左、李等少数洋务督抚提出的学习西方军事器物技艺，借以改善陆军装备、创办扩建近代军事工业和武备学堂的举措。而张之洞等少数具有近代军事改革理念的督抚，引入西方陆军制度、作战理论和军事文化观念，编练新式军队，发展近代军事教育，推动了晚清军事近代化的改革。 修路开矿，是甲午战后清廷“富国”的重要手段。在筑路问题上，多数督抚对于铁路建设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深入地探讨了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拟筑路段等具体问题。张之洞、刘坤一还提议创设“铁路衙门”及“铁路大臣”，作为规划、制定和监督全国铁路建设的专司衙所。在采矿问题上，倡言洋务的督抚响应清廷采矿“阜财裕国”的设想，提出在借鉴西式采矿之机器、技术的基础上，改革旧有的矿业发展模式，设立矿务学堂培养矿务人才。由此，在清廷“恤商惠工”政策的号召下，半数以上的督抚接受了“富强相因”的理念，提倡和大力发展交通、工矿、贸易等实业，促进了晚清经济的发展。 兴学育才是甲午战后清廷“富国”“强兵”的重要保证。督抚们或在旧有书院中添设西学实学的内容，试图通过规范和调整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培养人才；或创设新式学堂，希冀通过西式的课程设置、分科设教和教法以改革旧有教育方式之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陈宝箴、胡聘之、廖寿丰及黄槐森等督抚规划和拟定了文武科举考试的场次、内容及形式，推动和深化了科举改革。由此，督抚们通过改书院、办学堂、变科举，推动了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 作为复杂的、不断变化中的政治人物，督抚对于改革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督抚中，守旧而反对西学者不乏其人，李秉衡、谭钟麟即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李、谭二人曾明确表示，自强“不必侈言变法”，不必向西方学习，只需以传统纲常名教为本，“正人心，培国脉”即可。这些公开反对向西方学习的督抚，怀抱儒术经常之规而直接抵制修路开矿、兴学堂改科举，桎梏了甲午战后清廷自强决策的制定和推行。另外一些督抚，本身并无太多洋务识见，因清廷和地方实力派倡导洋务声势颇壮，表面迎合而阳奉阴违，随波逐流而无所作为。督抚如福润、德寿、德馨者，囿于积习，拖延塞责，亦延缓了清廷各项自强措施的有效兑现。更为重要的是，当改革触及到督抚自身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时，那些倡言洋务的封疆大吏们在利欲的趋动下，一方面做出效忠清廷、履行职守的表示，支持和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也借改革之机攫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从而逐步扩张了各省自行其事的权限，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将洋务思想家“变法自强”的构想从理论变为实际、并积极推进清廷改革的极具开拓性的督抚，和通过对业以出现的洋务运动的观察和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清廷改革的督抚，成为督抚群体的主流。 甲午战后至百日维新前清廷的改革，是多种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其中，督抚即是这诸多力量中的重要一支。督抚群体中，除了极少数坚持儒术经常之规而公开反对西法、西学的人而外，半数以上的督抚不仅成为了清廷改革的建言者，而且还成为了改革的实践者，其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