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讨论麦金太尔如何解决“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麦氏的理论困境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的新尝试。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即“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的提出。这一问题始于休谟，所以又被称作“休谟”问题。在休谟看来，这种从以“是”为系动词的伦理（价值）命题之跳跃是缺乏逻辑依据的，能够生发特定行为的动力，只是情感冲动而不是理性。休谟问题振动了整个哲学界。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了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延续。康德哲学是以休谟哲学为出发点的，顺着休谟的感觉经验论这一前提开始他的“理性批判”，主张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出发点，应该是对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批判”地考察，并从人类理性本身这一考察中来确定人类知识的范围和限度。康德首先遵循休谟的感觉经验论路线，把科学知识区分为先天要素与经验要素。休谟指出在知觉中找不到必然性与普遍性。康德完全同意在知觉中，亦即在外界事物中，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这种说法，但是同时承认存在着必然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是，康德则认为，由于必然性和普遍性既然不在外界事物内，则它们必然是先天的。康德的伦理学的规范合理性追求的是对普遍道义的理想精神价值的执着。康德虽然揭示了纯粹理性在认识论上的能动性及由此而来的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因其并未超越经验现象领域而仍和休谟一样陷入了不可知论。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论述了麦金太尔如何论述休谟问题。麦金太尔将休谟伦理难题置于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断然认定休谟伦理难题之所以能够产生，是西方伦理思想拒斥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结果。在麦金太尔看来，休谟诉诸个体随意的情感或激情必然导致 “实然”与“应然”的断然分裂。情感主义的自我从一种道德行为状态或责任转换到另一种时，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历史，由情感主义所表达<WP=25>的对特殊道德判断的赞成必然陷入了空洞的循环。麦金太尔将休谟问题置于西方伦理思想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前亚里士多德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还是中世纪传统中，所谓“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并不存在。理性主义之后，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理性主义拒斥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恶果。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一个目的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是一门使人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到后一种状态转化的科学。在这个重要对照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未受教化偶然形成的人性，二是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三是作为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合理的伦理戒律。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必须参照其他要素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第二个要素更是如此，没有它就没有办法保证由第一个要素转化为第三个要素。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这个重要内容，使第一要素无法过渡到第三要素，正是这个变化宣告了他们从事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休谟提出“实然”无法过渡到“应然”的难题，不过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在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过程中，麦氏主要借助了亚里土多德两个概念，即功能性概念和目的论概念，功能性概念氏目的论概念的补充。重视功能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道德传统中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考察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道德论证，都至少包含一个功能性概念。说某物或某人是好的，也就是意味着这种物或这种人符合其特有的功能。表、农夫、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功能，能够满足其功能，就是好表、好农夫、好人。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功能性概念也随之丧失。“实然”与“应然”的分离，就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功能性概念的丧失是直接导致“实然”与“应然”分离的罪魁祸首。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功能性概念和目的论概念并不是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有<WP=26>了目的论的基础，也就有了行善的动力，道德判断也就有了内在的动力。随着近代理性的发展，人们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在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没有了目的论，人们面对“事实”便会漠不关心，毫无情感，直至将“实然”与“应然”完全分离开来。因此，要解决“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必须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概念。麦金太尔为解决休谟伦理难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麦金太尔的努力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是困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功能性的概念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二，古希腊社会和中世纪社会背景中发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第四部分针对麦金太尔在论述中的理论困境，提出了一些尝试，试图解决休谟问题—实现“实然”与“应然”的通约。“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主体、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入手，是我们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沟通“实然”与“应然”，从事实判断导出价值判断，根据主体的自由自觉程度的不同，有以下几种实践推导模式，并且这几种模式是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