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中一项重大制度安排。自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决定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我国也正在尝试这一新制度。目前，对实施这一制度有赞成者，也不乏反对者。20世纪以来，现代公司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特点集中表现在公司股权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种特点犹如双刃剑，在健全企业经营的同时，也引起所有者监督机制的弱化，容易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60年代以来，管理层损害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事实说明单纯依靠外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约束机制，并不能有效的防止内部人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衡执行董事和管理层的有效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现代企业理论将企业理解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企业的契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参与企业契约的当事人无法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并通过具体的条款将它们写入契约之中,即使他们试图努力这样做,高昂的缔约成本也使这种努力得不偿失。因此，企业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为解决契约的不完全性而建立的传统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是独立董事产生的基本原因。传统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的缺陷有两个：一是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企业的控制权由名义上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这通常会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成为空壳，造成董事会失灵；二是它不能有效抑制少数大股东操纵企业，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传统法人治理结构外部的缺陷是由于外部市场信号的滞后性，使得它对抑制大股东的有限责任滥用不起任何作用。为弥补传统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制度的变革者设计的独立董事制度是一种有效选择之一。独立董事制度现已成为成熟市场强化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股权结构决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按股权分散的程度，<WP=4>股权结构可以分为三重情况：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大股东占支配地位；二是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管理层在决策中占支配地位；三是一股独大的内部人控制情况。在这三种情况下，独立董事可以制约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极端行为，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较好的发挥监督职能。在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中，以上三种情况均存在。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恶意造假及披露虚假信息，董事会要么成为摆设，要么成为大股东或内部人的工具，监事会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证监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解决董事会失灵，规范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是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存在价值的基本约束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将独立董事看作经济人，承认其也有利益回报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独立性问题：一是独立董事在参与法人治理时不能与利益相关者个体产生直接的关联性；二是独立董事的利益必须与法人的利益高度关联。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本质作用是为了强化董事会的功能，维护法人的利益。目前，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的相关文献，大多局限于描述或操作的层面，本文从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角度，论证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必然性。通过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独立董事制度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我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二是独立董事的资格；三是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四是独立董事的人数；五是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六是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责任；七是培育独立董事市场。另外，考虑到法律的滞后性，独立董事的职责规定还没有写进《公司法》，并且独立董事的职责和监事会的职责之间存在着重叠之处，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如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协调和理顺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各负其责，各行其职,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状况看，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并不尽如人意，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状况与事前的制度预期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形成了“制度变异”。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独立董事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从短期来讲，独立董事制度可以抑制一些上市公司的恶性行为。从长期来讲，要使独立董事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改变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