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习俗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也是众多学者长期以来的研究课题，但前人往往从婚恋习俗的本身去谈“婚俗变迁”，而与“婚俗变迁”其他文化事项的关联性较少涉及。　　 近六百年来清水江锦屏地区的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相关的历史过程及变化的具体内容，我国学者早就做过了系统的研究。然而，自从锦屏林业契约文书引起国内外关注以来，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表面上与“婚俗变迁”关联性不大，但落实到具体的村寨，具体的婚恋个人，这样一系列剧变，总是可以从中曲折的看到“婚俗变迁”与林业繁荣之间的关联性。　　 正是出于这一研究假设，笔者通过对锦屏县的研究调查逐项落实了“婚俗变迁”的内容，澄清婚俗的实质，探索了其婚俗礼仪非变不可的原因，最终完成了这篇论文。本论文意在证明，锦屏地区的侗族和苗族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在林业发展中蒙受了重大的冲击，但可以通过文化的适应再适应，使传统的婚俗礼仪能够做到针对林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做出了恰如其分的主动改革。　　 本文主要从清水江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出发，介绍了锦屏地区林业发展，从明代正德年间“皇木”采办为起因，至清代有大量外地木商“水客”，进入清水江锦屏地区的历史过程，锦屏地区的林木优势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膨胀增长。围绕着林业贸易的三个“黄金阶段”的背景下，分析锦屏地区的“婚俗变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变迁，木材贸易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木商、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以及依托在林业产业下衍生出来的不同行业的服务人员。因此，锦屏地区从原来单纯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变成了包括多种文化成分的大熔炉，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　　 锦屏地区林业的兴旺，林业生产力得到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从内容和方式上看婚俗礼仪具体的变迁，传统“姑舅表婚”通婚范围的缩小，在锦屏县境内的文斗寨、边沙村、瑶白村所流传下来的四块婚俗改革碑中可以明晰的看到“姑舅表婚”制逐渐被弱化等婚俗礼仪的剧变。任何文化变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个缓慢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随着木材贸易的再次升温，锦屏各少数民族的变革势在必然，但整个变革是一个稳妥进退的过程，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婚俗变迁的完成，并不是以牺牲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文化来实现的，而是弱化某些传统婚俗文化，支持新的习俗成长去实现的。通过新陈代谢的方式，重新建构了新的婚恋礼仪，新的通婚圈以及新的婚恋观。不仅做到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且为当地林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