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是生命的支持者。她不但为我们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生物资源，还无私地吸收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污染废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日益增多，世界人口不断向海岸集中，人类对海洋生物的过渡捕捞导致资源日趋匮乏，近海岸工业作业造成了环境的不断恶化。近些年来人类开始意识到我们给大自然造成了不可消逝的破坏，保护环境开始被列入全世界的工作计划当中。2011年6月4日，我国发生了渤海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这是中国首例溢油类型事故。此事故对渤海海洋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但由于相关海洋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受到损害的居民在请求权利保护、赔偿损害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就连国家海洋局的诉讼活动都障碍重重，充分暴露出我国现行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立法及纠纷处理机制的缺陷，迫切需要对相关立法及司法进行完善。1954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的签署开创了国际海洋环境制度的新纪元。1973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渊源，具有无可替代的法律地位。1992年11月通过了《国际油污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规范该问题的一套国际制度。相对于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国际海洋环境制度建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飞速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需求日渐强烈，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健全起来。目前，我国己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据，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海洋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标准为补充，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我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初步建立起了海洋环境法律体系，但是在我国海洋法实施的二十多年间的司法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事件不断涌现，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污染损害赔偿的众多缺点。首先，我国没有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海洋环境保护基本法，而人大常委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的配套法规也没有随之修订完善，甚至许多海洋环境标准仍然有大量的空白之处。在地方，我国也缺少针对各个管辖海域海洋环境的行政法规。其次，当今的环境法制建设，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大势所趋。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我国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民事诉讼法》中法律所赋予的公益诉讼权利的主体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并没有赋予给“个人”权利。最后，除了诉讼主体资格的纠葛，赔偿数额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对于蓬莱溢油事故，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以下简称《海损评估导则》）的规定，国家海洋局对康菲（中国）作出了法律规定中的最高限额——“二十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决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明显太过陈旧，而且在具体实践中，对环境损害的量化多依赖于专家，法院在决定油污损害的赔偿额度时，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而所谓的赔偿数额也不仅仅是赔偿已发生的损害，根据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实践，海洋污染造成的具体损失项目损害赔偿通常由清污费用、污染造成的有形财产的灭失或损害、纯经济损失、海洋环境损害组成。这些都需要我国法律加以明确。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海洋立法的发展现状，针对我国海洋相关立法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大胆的做出了自己的设想。首先，我国可以通过创设性立法模式，制定《中国海洋法》，指导我国海洋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我国相关海洋法律法规应当详细规定海洋损害赔偿的赔偿项目、评估方法、赔偿标准等内容，使海洋损害赔偿案件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最后，我国应当顺应国际社会，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个人参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共同维护我国的海洋环境的公众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