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接入世界互联网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互联网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与使用对我国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域也造成的一系列新变化。网民参政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主动积极地通过构建各种制度化的网民参政机制,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民主形态正在发育和壮大。目前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其进行认真的理论与实践考察,揭示这种新型的民主形态的生成过程、内在逻辑和根本性质,不仅有助于评估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影响,而且有助于抽象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规律。对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的分析,本文采用的是一种技术、社会与国家“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基本的理论思路是：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是技术、社会与国家三种力量协同建构的产物。在这其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公共空间,技术的社会政治使用形成了一种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而技术的社会政治使用的国家整合促使了一种以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涵的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的诞生。本文论证过程也是从技术、社会与国家三条线索展开,文章的主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三章)历史地考察了作为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的技术基础的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成长历程。笔者将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成长分为了三大阶段,即早期的发端阶段(1994-1998)、初步壮大阶段(1999-2002),以及大繁荣阶段(2003-2010)。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成长逻辑也非常明显,即技术的新陈代谢、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国家的深度介入。第二部分(第四章)着重论述了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成机制、表现形式和功能限度。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大量出现受到两方面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所积累的结构性参与压力,二是网络公共空间在技术特质上所具有的结构性参与优势。与此同时,精英网民的引领和创新、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基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以及典型事例所造成的示范带动效应,构成了网络政治参与不断增多的具体推动机制。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有四种类型,即网络公共讨论、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虚拟结社和网络集体行动。这些社会自发建构的网络政治参与不但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其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充权”效应,包括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加强,社会自组织化程度和抗争能力得到提高,社会的权力监督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社会自发建构的网络政治参与自身却在两个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由于网络公共空间缺乏足够的自我规范机制以致造成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发展；二是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存在参与不平等问题而面临代表性质疑。第三部(第五章)阐述了以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涵的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得以生成的国家逻辑。对国家而言,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很显然对其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冲击,主要包括政治权威上的冲击、社会秩序上的冲击,以及政府决策上的冲击。面对这些政治冲击,国家首先试图通过常规化的网络规制来直接整合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以规避和消弭网络政治参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对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直接整合模式在各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国家在近些年正尝试一种以将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予以制度化的间接整合模式。这种国家对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整合逻辑的调整一方面使得原先对国家构成冲击的社会自发的网络政治参与被纳入一种体制化、有序化的可控轨道；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将社会自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过程实际上完成了一种从制度外的网络政治参与到制度化的网络民主形态的跃变。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新时期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丰富和完善,有助于形成一种刚柔并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网络民主形态的生成轨迹在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发展规律,即国家在受到社会压力之后出于执政理性的考虑,主动积极地但有选择性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社会的诉求和愿望纳入制度化轨道,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的政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