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发展步伐的加快,伴随的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孤立于外部环境,认为经济是可以无限增长的。然而,实际的经济系统运转需要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并且吸纳生产消费活动的污染排放物。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良好的资源环境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促使其走上资源减量化和环境减压化的绿色可持续增长道路,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定量地对生态环境进行测度和评价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研究问题,生态足迹分析就是其中最受关注和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它从生物生产的角度,通过比较人类物质需求的生态占用与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盈亏,来定量表征某一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其次,如何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链接起来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生态效率和脱钩指标就是连接二者的有效节点,它们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外部性予以内部化,由此来反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水平。生态效率强调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即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实现较高的经济产出;脱钩指标能够判别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耦合程度,以期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甚至阻断二者的关联性。最后,如何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内生增长模型能够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可持续增长的路径。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环境质量、技术进步、环保投资等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轨迹。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率和增长路径为核心,围绕“资源与环境可持续评估(基础问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关键问题)——绿色可持续增长路径(现实问题)”的研究主线,开展了以下几项研究工作:第一,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从生态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标、生态多样性以及生态与经济协调因子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年到2013年的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并对未来的生态安全进行预测,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未来的演变趋势。生态足迹模型将人们对生态资源的占用转化为生物生产性面积,然后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进行比较来反应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情况。本文利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我国1978年到201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以此揭示我国生态环境的演化状况;然后从生态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标、生态多样性以及生态与经济协调因子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生态安全进行分析;最后,运用线性的ARIMA模型和非线性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测,以期为我国的生态安全提供预警。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生态承载力的提升速度,导致生态赤字进一步扩大;能源足迹在整个研究期间增长了14倍,并且在2013年占到整个生态足迹的54.79%,建筑用地和林地所占的比重最小;整个研究期间,生态安全等级从2级(较安全)上升到5级(很不安全),生态多样性以及生态经济协调因子呈现倒“U”型;预测结果显示我国2018年以后生态安全等级将达到6级(极不安全)。第二,基于By-production技术构建了多重生产关系的前沿面模型,从生产和减排两个方面对我国区域的生态效率进行评估,并分析了区域间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关系。生态效率泛指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可以理解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本文基于By-production技术,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分为intended-production技术和residual-generation技术,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和FGL(F?re-Grosskopf-Lovell)指数构建多重生产关系的前沿面模型,对区域区域的生态效率及其变化规律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到DEA模型具有小样本估计有偏,无法进行统计检验等缺点,本文还利用Bootstrap方法来修正DEA的误差。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期间,所有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率都有所提高,但环境效率改善的幅度大于比生产效率改善的服务;区域间在环境效率上的差异比生产效率的差异要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虽然经济效率较高,但环境效率相对较低,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正好相反;北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改善程度最大,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需要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江中下游地区需注重环境效率的提高,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率都还有很大提高空间。第三,基于脱钩理论和影子价格理论,构建了脱钩指数分解模型和全要素框架的参数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的耦合关系和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进行评估,揭示了我国各区域对实现脱钩所做出的努力程度以及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脱钩理论探讨了如何降低甚至阻断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因此用能源碳排放来代替环境污染状况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文将脱钩理与指数分解相结合,探讨了区域产业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深层驱动因素以及不同地区在产业脱钩方面的努力差异。此外,为了给区域实现脱钩提供决策参考,本文还对各区域的节能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1996年到2012年间,河北和山东的排放量和增幅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大部分地区制造业的碳排放所占比重最大,某些地区交通行业的碳排放逐渐超过制造业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碳排放源;经济产出效应是产业CO2排放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则是抑制CO2排放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整个研究期间,全国基本的脱钩情况基本呈现“U”型趋势,即从弱脱钩到扩张负连接再回到弱脱钩;所有地区都做出了脱钩努力,其中北京做出的努力程度最大,海南和福建的努力程度最小;黄河中下游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节能减排潜力最大,减排成本分别为5632元/吨4809元/吨,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节能减排潜力最小,减排成本分别为6281元/吨和6001元/吨。第四,基于绿色增长理论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可持续最优平衡增长路径的技术增长率、环境质量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进行分析,探讨了经济在达到均衡状态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条件。绿色增长强调以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为基础的经济进步,即环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还可以成为增长的助力。本文根据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把环境质量(生态系统提供资源和吸纳废物的综合能力)当作经济活动必须的生产要素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并考虑环境的自净能力、环保投资、人力资本分配的综合影响,探讨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结果表明:在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是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环境质量同步提高的协调发展;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源泉,而增加人力资本在研发部门的比例则是提高技术进步率的关键;降低物质资本在生产部门的产出弹性可以提升环境质量的增长率,说明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经济模式会制约环境质量的改善;降低人力资本在生产部门的产出弹性会加快经济增长,这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资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总而言之,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超过了环境自身的修复能力,只有协调好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基于生态足迹、生态效率、脱钩分析、影子价格和绿色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以期能够科学的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加快经济增长从“量”的扩张转变到“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