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调查某个时间段内消化科门诊和住院部,研究人群(AUDIT≥7分)中可能患有酒精依赖的患者(女性AUDIT≥13分,男性AUDIT≥15分)所占的比例。2.了解研究人群(AUDIT≥7分)的人口学特点、饮酒模式及心理状态。3.通过SF-36量表描述研究人群(定义为AUDIT≥7分)的生命质量,BDI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4.比较研究人群中7分≤AUDIT<13或15分人群和可能有酒精依赖人群(女性AUDIT≥13分,男性AUDIT≥15分)之间人口学特征、心理情况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5.了解酒精使用障碍程度的影响因素和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非干预性横断面调查,调查将收集因躯体疾病而到湘雅二医院消化科门诊或病房寻求医疗帮助的患者基线信息。无论其躯体疾病是否与饮酒相关均使用AUDIT量表筛选患者,满足入组条件者收集其饮酒频率、模式、饮酒行为等饮酒相关信息,并使用SF-36量表收集其生命质量各维度情况及用Beck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自我评估。将入组研究对象按危险饮酒(定义为：女性患者7分≤AUDIT评分<13分；男性患者7分≤AUDIT评分<15分)和可能患有酒依赖的患者(定义为：女性患者AUDIT评分≥13分；男性患者AUDIT评分≥15分)分为两组,分别比较两组之间人口学资料、生命质量及抑郁程度等指标的差异。该研究仅进行一次访视,通过研究者评定和患者自评的问卷和量表收集临床信息。将问卷和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我院消化科可能患酒精使用障碍(男性AUDIT评分≥15分、女性AUDIT评分≥13分)比例门诊为5.95%,病房为3.05%,与全国性调查发现酒精依赖患病率1993年为3.4%,2003年为3.8%相比,门诊高于全国性酒精依赖患病率,而病房略低于全国性；而危险饮酒(7分≤AUDIT评分≤13/15分)门诊和病房的比例分别为3.81%和0.78%。2.入组的149例研究对象经过统计,其中有47%最常饮高度白酒(52°及以上),余下依次为啤酒26.2%、米酒/谷酒15.4%；7分<AUDIT<13/15分人群最常饮酒类型为啤酒,其比例为50%,高度白酒和米酒/谷酒次之,比例分别为25%和14.6%；而AUDIT≥13/15分人群最常饮酒为高度白酒,其比例为57.4%,米酒/谷酒和啤酒次之,分别为15.8%和14.9%。提示在不同程度的酒精使用人群中,最常饮酒类型不一致。3.入组研究人群的平均每周饮酒次数为8.31士6.19次/周,最多可达30次；平均每次饮酒量在3-5个标准杯之间；四周饮酒天数主要集中在10天和28天。提示在入组人群中按照饮酒天数分组明显分为两组组,且两组之间在饮酒程度、饮酒次数和在酒精依赖的程度上各具特点。4. AUDIT评分高组(男性AUDIT评分≥15分、女性AUDIT评分≥13分)的平均每周饮酒次数(χ2=34.89,p<0.05)、平均每周饮酒天数(χ2=38.77,p<0.05)和平均每次饮酒标准杯(χ2=10.84,p=0.001<0.05)均明显高于低分组(7分≤AUDIT评分<13/15分)。5.研究人群(AUDIT评分≥7分)在不同年龄阶段、家庭人均月收入、病人来源的饮酒类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文化程度上饮酒的类型差别无统计学意义。6.根据AUDIT评分划分两个等级的Beck抑郁评分等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7.754,p<0.05),且AUDIT等级和Beck抑郁评分等级间存在线性趋势(χ2=23.726,p<0.05),可能随着ADUIT评分的增加,抑郁评分等级随之增加,即可能患抑郁程度逐渐增大(U=1072,p<0.05)。7.酒精使用程度严重人群中,饮酒所造成的损害更多集中于生理功能、生理职能上,在躯体疾病的基础上可能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其活力、社会职能和情感职能。8.AUDIT评分等级的单因素影响分析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对AUDIT评分等级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而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分组和病人来源等因素对AUDIT评分有统计学意义。AUDIT评分等级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增大,且45-59岁之间时可能为患病高峰期,此后随着年龄继续增加,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无明显改变；高中或中专的中等文化水平为酒精使用程度的危险因素；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是酒精使用程度的危险因素。而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和病人来源在回归模型中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酒精使用障碍程度越重,患抑郁症风险越大。2.酒精使用程度严重人群中,饮酒所造成的损害更多集中于生理功能、生理职能上,在躯体疾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其活力、社会职能和情感职能。3.消化科就诊的中老年人、中等文化水平、低收入或高收入且饮高度白酒的人群考虑为酒精使用障碍的高危人群,作为判断早期干预对象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