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赌博犯罪应该认定为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这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方面,对定罪是否有影响。通说认为,赌博罪的成立需要以营利为目的。而开设赌场罪是否存在该主观目的,存在着不同观点。第二,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由于微信红包赌博的资金支付渠道多样,而且一旦有人退群或者群主解散群聊,电子数据就会全部损失。因此,犯罪数额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就容易引起争议。第三,共同犯罪中主犯和从犯认定方式不同。群主制定赌博规则、雇佣管理人员,在微信红包赌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群主是无可争议的主犯。代包手由于只是为群成员代发红包,因此,通常被认定为从犯。管理人员则分为两种,与群主共同谋划,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建立微信群的管理人员通常被认定为主犯。受群主雇佣或者帮助群主进行维持秩序,审核加入人员的管理员,通常认定为从犯。在法理分析部分,首先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方面来分析对比微信红包赌博犯罪与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的区别与联系。其次分别论述了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微信红包赌博犯罪定罪的观点及依据。概括来说,将微信红包赌博行为认定为赌博罪原因如下:第一,微信赌博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将微信群认定为是赌场,是普通大众所不能接受的,不符合法律的可预测性。第二,在认定为赌博罪还是认定为开设赌场罪难以下定论时,应当优先认定为赌博罪。这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第三,对于开设赌场行为的情形,法律及司法解释采用了有限列举的方式,没有兜底性条款。如果将微信红包赌博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是不符合现有法律的规定的。而将微信红包赌博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原因如下:第一,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微信红包赌博群和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并没有本质的差异;第二,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组织者对微信群具有绝对的支配力;这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情形。文章的第三部分,从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犯罪构成方面着手,对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罪与非罪、定罪、量刑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如下:第一,刑法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求,对赌场应进行扩大解释。而微信群主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行为与普通的开设赌场行为无异。微信群的获利模式与一般的赌场获取非法利益的手段与方式一致。因此,对微信红包的组织者以开设赌场罪定罪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第二,由于微信群的组织参加人数规模较大。因此,应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利用微信群等相关类似的通讯群组进行赌博的情形另行解释。并根据微信群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来分别确定涉案金额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