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十分重要的稀缺资源,在我国耕地资源总量有限、耕地面积持续下降的背景之下,仅从数量保护、质量提升两方面难以应对耕地保护的难题,国家对耕地提出了数量、质量、生态保护“三位一体”的新发展要求,而农田整治是促进耕地多功能利用的重要方式,对于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满足传统农田整治目标、了解研究区实际情况和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分别设计出侧重于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种农田整治模式,即模式a（生产要素主导型）、模式b（生态要素主导型）、模式c（生活要素主导型）。采用收益还原法、当量因子修正法和市场替代法分别测算耕地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通过描述性分析农田整治模式对耕地价值的影响,再选取双重差分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分析不同农田整治模式对耕地生产、生态和生活价值的影响并揭示耕地各价值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耕地综合价值比较出最优农田整治模式,为更好地实施农田整治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如下:（1）农田整治能够显著提升耕地的价值,并降低耕地的生产成本。就不同农田整治模式而言,三种模式对耕地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各有优势。就耕地各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言,农田整治提升耕地生产价值的同时能够提升耕地的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2）三种农田整治模式综合价值的比较中,生态要素主导型模式（模式b）最优、生产要素主导型模式（模式a）次之、生活要素主导型模式（模式c）较差。总体实证区:模式b较模式a和模式c的净影响值高0.026和0.053。不同实证区:A实证区模式b较模式a和模式c的净影响值高0.013和0.021;B实证区模式b较模式a和模式c的净影响值高0.070和0.071;C实证区模式b较模式a和模式c的净影响值高0.006和0.019;D实证区模式b较模式a和模式c的净影响值高0.020和0.070,不同实证区除B实证区模式a和模式c对耕地综合价值的净影响值基本一致,其余均差异较大,但是从对比结果来看模式b最优、模式a次之、模式c较差。（3）采用DID模型能够减少某些难以观测的因素给估计值带来的干扰,其估计结果符合实际,说明DID模型用于估计农田整治前后的影响效果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方法,并为不同农田整治模式的比较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新思路。（4）在今后的农田整治中,要想实现耕地综合价值最大化,需要统筹考虑耕地生产价值、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若只考虑一方面的内容可能会使农田整治效果不理想。同时也需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设计出更具可实施性的农田整治方案。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农田整治中,应转变观念,将传统注重耕地产出能力的农田整治模式转变为注重耕地综合价值提升的生态要素主导型模式（模式b）。研究结果表明,农田整治模式设计合理,评估结果符合实际情况,为不同农田整治模式的比较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新思路,也为河西走廊和其他内陆河流域、灌溉农业区、生态脆弱区更好地实施农田整治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