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一般日常的社会生活事件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决策事件作为道德判断的实验材料,本研究旨在研究:(1)人们对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者的道德责备程度是否一致,行为者的心理动机,事件的预防性对道德责备的程度有怎样的影响。(2)探究做出公共决策的官员的心理动机,事件的预防性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对责备程度的影响。本研究包括一个预实验和三个正式实验,预实验对实验材料的生态效度进行检验,选取生态效度较好的材料作为后续研究的实验材料。本研究共随机抽取640名来自成都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参与研究,运用实验性问卷进行道德判断和责备判断的研究。实验情景中操纵的变量是当事人的身份,当事人的心理动机(正性的理由还是负性的理由)、事件的预防性(可预防还是不可预防),因变量是被试对当事人的行为的道德判断的性质和程度,这里主要是指责备的程度。实验一、二探究人们对不同社会身份者(官员和普通人)的道德判断是否存在身份效应,即研究事件情景中当事人的不同身份特征是否会影响被试对其违反规范的行为的责备程度。同时引入责备路径模型,探究在当事人的不同的心理动机,事件的预防性,是否会影响被试对其违反规范的行为的责备程度。实验三探究在公共管理领域,官员的决策后,邻避设施的建设造成了环境污染和人员受伤,那么官员的心理动机,事件的预防性,是否会影响被试对其违反规范的行为的责备程度。结论:(1)相比于普通人,大学生对官员的道德责备程度更高。日常的违反社会规范的事件中,当事人的心理动机和事件的预防性对于身份对责备的影响并不明显,被试对正性理由的心理动机下的当事人的责备程度比负性理由下低,对可预防的事件的责备程度高于不可预防的情况,但相对于普通人,大学生对官员的责备程度始终更高。(2)在大学生观察到公共决策后产生的不良后果之后,对官员普遍都存在较强的责备评价。其中官员收取贿赂的情景责备程度最高,地质灾害导致的不良后果责备程度最低,官员合理的决策但施策过程中出现不良后果和后期预防措施不足导致不良后果这两种情境中责备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