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宽宏的意蕴。孔子的人性思想是沿着历史与现实、古与今(“述而不作”)和天与人、性与命(“性与天道”)的双层致思路线的逻辑性互动展开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它一方面意味着孔子对国民阶级的承认和肯定，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孔子的复古立场。孔子极力强调礼对于成仁为人的重要意义，认为“习”礼、践礼是人成仁人君人的唯一必由之路。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乃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如果将孟、荀人性论作为透析孔子人性思想的另一向度，我们认为，孔子“性与天道”意义上的人性思想，经《中庸》、孟子的理论论证和说明，逐步被唯心地放大。孟子的性“善”论，是对孔子“性相近”命题的狭隘化、单极化、唯心化的理解和阐释。而尤其是孟子以“诚”为范畴的一系列修身存养之法，抹煞了孔子“下学上达”“能近取譬”的实践意义，置“人性”于“天命”的俯临之下，无形中突出强化了“天”的优势地位，是孔子人性思想的曲解和背离。荀子的人性说在许多方面坚持了孔子儒家人性思想的立场，同时基于其朴素的唯物的天道、人道观，批判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观念，从外在客观环境与内在主观努力两个方面论述了人性的可变性及其现实途径，无疑又是孔子人性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与积极因素。 就宏观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明创生途径的特殊性，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孔子的人性思想当在此宏观视域下进行观照。孔子人性思想是其“述而不作”历史观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