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已经不断展现出后工业社会的迹象。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处于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主流地位的管理主义，由于它强烈的控制导向，开始使社会陷入一个矛盾的境地--日趋精密的组织绩效追求和法律制度建设与日益严重的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并存，并由此引发政府信任关系的衰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同时进行的历史转型过程中，面临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和社会利益、价值取向的分化与多元化。社会构成因素的复杂化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然而，作为整个社会最重要构成组织的政府，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在社会治理模式转化、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出现大量非理性的行政行为，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平衡和服务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反映在社会心理结构上，就是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的不断增长。对于东西方社会与政府现实问题的思索，把我们引向了对政府信任关系的关注。　　 在西方朝着后工业社会转向的过程中，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机制和知识基础成为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主题。但是公共行政范式民主化、市场化的重构却没有真正解决管理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缺陷。只有探求在以理性官僚制为公共行政范式的管理型社会治理之后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可能找到建构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途径。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所包含的实质性因素是伦理精神，它的建构途径就是以服务型政府为取向重塑政府和以公民共和主义为理论背景塑造积极公民。现阶段中国所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一种对历史和理论的自觉实践和探索，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不但以此为一条重要的实现途径，反过来，还成为服务型政府的最基本整合机制，研究政府信任关系也是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性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