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串通”是我国民事立法的特有术语,立法规定发端于《民法通则》。恶意串通之规定溯源于前苏联民法,又与虚伪表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立法意旨上考察,恶意串通之规定试图实现对目的违法行为的规制和给予意思表示瑕疵行为否定评价的双重目的,但这一看似设计巧妙的条款反而因涉及过多而在内容上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在逻辑结构上也呈现一定的不合理性,这就导致该规定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体系中,保留还是取消恶意串通之规定必须详加斟酌。本文以我国学界对恶意串通之规定的相关争议为研究起点,首先对恶意串通之规定展开规范分析,厘清该规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而对恶意串通之规定进行功能考察,明确了该规定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将恶意串通与大陆法系传统的虚伪表示进行比较,得出二者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的结论；然后结合恶意串通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建议引入推定规则以解决恶意串通认定难的司法困局,并对恶意串通之规定与其他规范竞合时的选择适用展开实证分析；最后针对我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关于恶意串通之规定的两种立法思路,提出删除恶意串通、增加虚伪表示的立法建议,同时主张取消独立款项“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