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Teleologie）是西方哲学的显著特质并总是与本体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当古希腊哲学家面对浩渺宇宙产生“惊异”并将目光转向经验事物背后的根据时,万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万物发展朝向的终极目的,于是,目的论便隐蔽地根植于古希腊哲学奠基的本体论之中。“美”作为形而上学必然要追问美本身存在的根据,同样,美的根据也自然成为了美要与之相符合的“目的”。从古希腊美学到近代美学,目的论思想变换着不同的理论样态一直暗存于美的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之中。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将“目的论”与“反思性判断力”相关联而完成了“目的”概念向“合目的性”（Zweckm（?）βigkeit）概念的转化,“合目的性”由此被演绎为美学建构的内在原则,并以“美”之根基的身份呈现其自身。如此,一种基于目的的、形而上的“美学”被建构了出来,并在整个德国古典美学中演绎出一条由“合人的目的”向“合理念目的”发展的逻辑主线。目的论基于本体论而产生,本体既作为万物的根据,亦是万物之目的,二者之间这种内在关联使“美的目的”的形上源起必然要追溯到以本体论为主题的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向人自身追问最高的“善”,柏拉图将超验理念作为万物的根据和目的,如此,他们便分别确立了目的论发展的主观路径与客观路径。中世纪一切皈依上帝,万物之目的必然皆被引向上帝本体,目的论发展成为了神学目的论。近代哲学的主题由上帝转向人自身,神学目的论也因此失去了超验维度,原本寓于神性根据的“美的目的”也转向经验,并形成了在主体感性中寻求根据的经验主义美学和在主体理性中追逐目的的理性主义美学之间的对立。而由于主客观之间二元的对立无法调和,即便是鲍姆加通一厢情愿地将美的科学确立为独立的“感性学”（（?）sthetik）,但其美学知识所依据的客观性却无法摆脱休谟怀疑论的质疑。这样,只有将美学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点”上,作为普遍知识的美的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这个任务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来完成的,而美的“合目的性”思想随之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展开。康德首次明确地将“合目的性”思想引入到美的形而上学建构之中,并将“合目的性”原则视作“美”产生的先验机制。康德批判哲学中,“美”是沟通必然与自由之间的中介和纽带。审美既是无认知目的的自由美,也是通过想象力与理性自由协调的崇高。然而,正是由于康德哲学自身存在的“二元论”,使得“自由美”和“依存美”的目的都局限于主观先验之中,这种理论困境引发了费希特与席勒的思考。费希特将康德先验哲学在主体中走向了极致,并构建了以“绝对自我”为最高根据的知识学,进而将美的“合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康德的先验自我束缚而指向了无限的“绝对自我”,促使美的主观合目的性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极致;席勒将审美引向“现象中自由”,从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率先开启了美的合目的性思想的客观路径,但其仍然无法破解美的客观目的与先验根据之间相割裂的“二元论”难题;谢林综合了费希特美的无限主观合目的性与席勒美的有限客观合目的性双重路径,以思辨的立场将美的合目的性引向了主客同一的“绝对”,艺术创造过程就是“绝对”在实在性的东西中通过“内化塑造”的方式实现自身,艺术创作的目的也就是“绝对”自我实现的目的。但谢林以“艺术直观”洞悉绝对内容的哲学方法论又充满了浪漫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便让黑格尔看到了谢林的局限所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现了本体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绝对理念在主体中依次按照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美是“绝对精神”阶段的感性环节,美是以感性的形式表达出理念的内容,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样,美既是绝对理念在主体中的现实化,美的实现符合绝对理念的目的,同时,审美也让人通过美而发现绝对理念的“真”,让“美”与“真”在绝对理念中达成统一。至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美的“合目的性”思想从先验的“合人的目的”到绝对的“合理念目的”的演进逻辑便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黑格尔将美的目的推向了主客统一的最高理念和上帝,让目的论美学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美的“合目的性”思想也必然面临着被消解和解构的命运。后现代哲学虽然都力图消解黑格尔美的“合理念目的”的根基,但美的“合目的性”思想本身仍然保留在美学的多元建构之中,如现代性美学的之中意志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美学等诸流派之中仍可寻觅出“合目的性”的身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中美的“合目的性”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体化”理解,更能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形上建构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