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2016年12月期间,共有133名省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而被立案调查,他们在我国经济“奇迹”式增长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有调查发现,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即在某一官员任期内,其任期年数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着任期的增加而呈现先正后负的转变。本文发现,这133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初次腐败时间多发生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而官员任期与腐败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命题令人深思。由此,本文以133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为考察样本,自建数据库,通过案例分类,对腐败人数、腐败地区、腐败潜伏期、涉案金额有了初步了解。进一步对案例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带病提拔”具有持续性;“集体腐败”具有连带性;“生活作风”具有糜烂性;“官商勾结”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理论上,先后对官员晋升制度、官员任期制度、官员交流制度进行机理分析,并提出官员任期内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是否会持续存在;官员任期内是否存在腐败的高峰期;官员交流是否能够有效抑制地方腐败程度的命题。在实践上对以上三个命题进行了回应: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会随着任期时长呈递减效应;官员任期的腐败峰值往往出现在任职第2年;官员交流分为中央调任、跨省交流、省内交流三种途径,他们抑制地方腐败程度的能力各有不同,具体关系可体现为,跨省交流>省内交流>中央调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跨省交流中,副省级官员同样具有抑制腐败的效应,而中央调任官员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