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因此德里达又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也即在场形而上学。这反映了传统认知模式下的主体性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 考察现代哲学中的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斯、弗洛伊德等人对人与世界的认知的观点，把握其对“人——语言——意义”的内在关系的探讨为线索，进一步得出其意义理论和语言观：德里达通过与这些文本的对话，既指出诸多哲学文本中的自我解构的因素，又逐步“汇集”了自己的解构意识观。德里达认为，言语和文字都不是存在的担保者。他的“延异”抓住内在时间的分裂，让二元对立消解，既消解在场形而上学，又揭露出形而上学的真正目的的一角——秩序的二元对立、真理意志。 奥斯丁、塞尔对语言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延伸；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既是对海德格尔的观点忠实继承又是创造性地发挥。以上内容构成理解所需要的三个缺一不可的层面：意向性层面，语言语法、语义层面，语境层面。而忽视任一方面——本章的许多人物与德里达进行过正面的交锋——就是他们的互文的过程的结论之一。由此，分析的对象变成了本文。本文不再是传统的文本(作品)，不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点，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德里达就是要小心翼翼从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更准确说，语言不受控制的特性)之间的空间产生的“一种意指结构”中抽取出冲突力量来，致力于揭示这些本文中混乱的非理性因素，证明它们怎样能够驳倒据信为这文本展现的每一种立场。本文对传统诗学观念、美学信念的打破，把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与“可写的”文本的阐释与接受紧密结合起来。解构就不再是封闭于虚无之中，而是朝他者开放。 文学即人学，人学未必是文学。过去不能清楚地区分艺术与哲学，是因为它的实质某种程度上是由哲学认为它是什么构成的，摆脱哲学的文学可能在语言自身中寻找到历史的定位。文学的语言，尤为明显地体现了德里达的“颠覆”效果。最后，在前文总结的基础上，需要集中考察后现代前后的“人的本质”、人的认知方式观念的流变。 将上述现象归结为一点，就是文化的实质：人们对意义进行的社会建构、阐释和接受。加上限定词“后现代”，就是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更多认知方法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