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作为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重要手段之一的可转债,至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证监会出台54号再融资新政,直接提出鼓励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发行可转债,同年9月8日,上交所发布可转债新的规定,允许投资者采用信用方式申购可转债。这些举措为可转债的发行和销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使得可转债市场得以持续稳步前进。然而,在可转债市场蓬勃发展之际,本文观察到随着可转债公告的发布,上市公司股价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即存在明显可转债公告效应。而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企业在发布可转债公告时,其股价波动幅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为将此实践中的粗略观察进行系统科学地检验,本文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当中经典的因果关系识别方法——“事件分析法”对2006年7月-2018年9月在沪深187家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公告效应进行系统性地检验,并引入“管理层能力(MA)”这一指标以度量企业的管理能力。通过检验在不同管理层能力的企业中,可转债的公告效应是否存在系统性地区别,来对可转债的公告效应进行更详细的考察。首先,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可转债的预案公告和发行公告发布前后T±n个交易日内,标的股票股价的超额异常收益率情况进行分析,以探究中国的可转债市场的公告效应情况及显著程度。发现中国可转债在预案发布后,会给股票股价带来负公告效应,但并不显著;而在发行公告发布的前几个交易日及发布当天,存在股票的超额收益为正的情形;在发行公告发布后,股票股价则呈现出显著的负超额收益。其次,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了各个企业的管理层能力(MA),并将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能力与股价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ACAR)进行回归分析,以期找到不同管理层能力的公司,可转债的公告效应之间的差别。发现不同管理层能力的公司,其预案公告效应并无显著差别,而其发行公告效应差别则较大。其中,在发行公告发布前,管理层能力越高,公告效应的显著性越强;在发行公告发布后,管理层能力的与发行公告效应并无显著关联关系。再次,根据所测算出的标的股票股价的超额异常收益率及其与管理层能力的关联关系数据,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恰当的解释。发现在发行公告发布前,管理层能力越高,公告效应的显著性越强,可能是由于在可转债通过发审委和证监会审核后,市场预期较强或存在小道消息所致。而在发行公告发布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公告效应并没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即管理层能力的增加并不能减少企业可转债的下跌幅度,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股权市场能被价格压力理论较好地解释,且中国的可转债价值回归效应往往较为明显。最后,本文根据全篇研究的结论,提出了适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建议包括如下三点:第一,中国公司在公告可转债预案时,可借鉴国外上市公司的披露原则,尽可能细致地披露融资的具体信息,以为投资者提供恰当的引导和判断。第二,治理层在确定可转债的向下修正和条件赎回等特殊条款时,在临界点指标的划分方面,可考虑设立多个临界点并实施逐步修正和赎回等机制,以减弱由于含权条款被触发时对投资者及上市公司收益产生较大影响的问题。第三,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择时时,应将企业近期是否进行过可转债等权益融资行作为参考因素之一,以期得到更为准确的投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