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直都是蝗灾的多发地,明末更甚,这和河南的地理位置和明末气候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明末河南蝗灾具有连年性、阶段性、区域性、继起性、积累性等特点,其范围几乎遍及河南全省,以黄河沿岸最为严重,而且一半以上的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特别是崇祯末年曾经发生了连续五年的大蝗灾,被很多人称为“奇荒”。明末生活本已贫困的基层民众遇此灾害,急需国家的赈济和地方精英的救助。万历朝到崇祯朝,国家实力日渐衰弱。万历朝国家对河南蝗灾比较重视,采取蠲免、改折、缓征等方式减轻灾民的负担,有时候还会委官发粮赈济,帮助受灾民众度过蝗灾。天启以后,由于战争日益加剧,国家对河南蝗灾的赈救大大减弱,地方精英在救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蝗灾下河南精英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对灾民进行救助,从配合国家实施各项赈济措施,到组织民众进行捕蝗,从输粟、散粮、煮粥到借贷、设义冢葬亡者,这些努力缓和了蝗灾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冲击,灾害较弱时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了危机,恢复正常生活。但是明末河南地方精英的救灾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有限的实力使他们的救灾活动基本上局限在本乡本邑或者宗族内部;再者不是所有的富家巨室都有乐善好施之心,而且救灾活动中营求私利的做法明末也很普遍。这些问题决定了河南地方精英只能对抗一般灾害,面对崇祯年间连续四五年的大蝗灾显然缺乏实力。国家赈济减少,地方精英赈济不济,细民为了生存或举债,或流移,越来越多人死于饥饿,民变和起义层出不穷。恰逢李自成从郧、均走河南,生活在死亡边缘的河南民众纷纷附之,李自成势力速增,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从五十骑发展到百万之众。一些河南知识分子的加入为起义军提供了政治经验,“迎闯王,不纳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李自成深入人心,威望大大提高,附者益众,为其后“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跻蜀”,推翻明朝统治,打下重要基础。虽然不能妄言明末河南蝗灾直接灭亡了明朝,但是明末河南蝗灾和李自成由败入胜,迅速崛起却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