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改革和发展来保持和激发体制机制的活力。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各项事业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组织改革的方向也逐渐走向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使之逐渐走向市场,真正走向社会。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两大重要国家战略都与之休戚相关。本文通过对中国体育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为研究对象,积极对目前参与到协会实体化改革的项目中心和协会调研访谈,为研究提供协会实体化改革的一线资料;大量阅读有关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体育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献,查阅有关我国关于协会实体化改革的图书资料,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对我国体育项目协会实体化的演进历程、演进逻辑、具体改革形态进行深入探讨,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对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本身、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进行分析,探究我国实体化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与制约因素,最终对体育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提出理性建议与设想。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体育项目协会改革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分别是:改革准备阶段(1986-1991)、项目中心初探阶段(1992-1998)、项目中心强化阶段(1999-2008)、协会改革渐进阶段(2009-2014)、协会改革深化阶段(2015-2020)。通过对项目协会改革发展的五个阶段历史梳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历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揭示出我国体育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是体育体制改革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由结构重构到自我改革再到依法自治,不断向纵深发展。二是整个体育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始终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推进,当前协会实体化脱钩改革就体现了体育市场在体育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根据项目协会实体化演进脉络和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当前协会改革存在三个主要形态,一是全面自治模式,主要包括了第一批实现协会化的行业商会和一些非奥项目协会。二是由政府监管下的协会自治模式,包括足球协会和其他已经脱钩的奥运项目协会;三是政府代理协会管理型模式,这一类协会主要是仍未脱钩的协会,包括一定数量的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协会。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理想化政策方面的政策形式、政策类型、政策渊源、社会印象和政策效果五个方面。在政策执行机构方面包括执行机关结构与人员、领导方式与技巧、执行能力与信心和执行机制四个方面。在目标群体方面包括组织发展程度和接受领导的情形。在政策环境方面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通过分析中国体育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深层影响因素包括三个大的方面。首先是政府、市场、协会关系不清,相互抑制效能显现;其次是传统科层制管理惯性,致使政府间协调不畅;再者就是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由于“管理”向“治理”快速转变,协会配套制度体系缺失。根据深层影响因素,提出了未来项目协会实体化发展的方向和建议。一是厘清政府、协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明确政府角色新定位和划清政府、协会和市场的职责界限和调整协会事物治理重心入手;二是加强政府部门治理方式积极转变,增设协会改革部际联席会和体育部门协会联席会;三是完善政府监管和保障制度建设,从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完善政府购买体育服务制度、健全协会改革配套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入手;四是建立健全协会管理法治善治体系,可以从确定协会治理独立性、协会化内部治理能力建设、重构项目协会治理程序等三个方面开展。中国体育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要建立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政府监管下的奥运备战模式和体育协会依法自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体育体制,以实现体育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推进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