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里程,开展对美国中国研究的再研究,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以推动国内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与耕耘。他的研究范式、学术著作和理论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费正清和他所领导的美国中国学团队一直以来就十分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凸显,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他们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费正清与美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进行再研究,将会为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费正清与美国中国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费正清是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以及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他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嬗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早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受欧洲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注重的只是古代中国问题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费正清一踏入中国学研究领域就选择了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并作为学者和外交官来华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其早期的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奠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初步认识的基础。费正清在中国革命研究方面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确立对美国中国革命研究的影响巨大。尽管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模式的确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日益注重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费正清与美国的毛泽东研究在逆境中崛起。20世纪50、6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横行,给当代中国研究造成了深重的摧残与打击。然而此时费正清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研究,他把研究的主攻方向定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研究。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毛泽东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出版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其中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和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初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他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创新或背离。正是由于费正清出色的学术组织工作和他所领导的美国中国学团队共同的研究旨趣,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哈佛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对哈佛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于是双方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展开了10多年的论争,最终哈佛学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论争深化和拓展了海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费正清与美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繁荣。中国“文革”爆发后,众多的海外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高潮。以佩弗、沃尔德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对哈佛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于是开始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二次论争。尽管新左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国对“文革”的否定,人们不得不对先前的研究进行反思。费正清在这一时期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邓小平理论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又一热点,人们在反思毛泽东研究、进行邓小平研究的同时,开始进行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费正清对推动这一时期美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做出了不懈努力。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海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走向了新的高潮。费正清与美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譬如,注重理论范式研究和理论思维训练、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加强中外交流、注重实证研究尤其是原始资料的甄别运用、注重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积极开展学术批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