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增多,西学传播速度加快,作为西学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书籍随之更广泛地流通和被阅读。天津是推行洋务事业和新政事业的中心地区,西学书籍在天津地区的流通、编译和出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甲午战争之后,天津发售西学书籍的书肆明显增加,除了本地设立者外,外地书店也在天津设立分号,书业呈现出繁荣之势。以直隶官书局、西学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西书发售系统,和以文美斋、商务印书馆、大公报馆为代表的民间西书发售系统,是天津市场上西书流通的两类主要机构。甲午战后最初以官方的西书发售机构为主,庚子后则以民间书店为主。除了书店的书籍售卖,天津的近代图书馆、新式学堂图书馆、天津青年会等机构也有西学书籍的收藏。西学书籍的流通意味着西学新知的传播。这一时期天津市场上西学书籍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分为三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时务书籍以及教科书籍。各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都十分常见,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西学新知以书籍为媒介体系化、系统化地传入天津。西学传播过程中国人应对时局变化撰写的政论、游记等书籍作为时务书籍出现。新式学堂的兴办及其西学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书籍以学堂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并在天津各级学堂流通,这也是这一时期西书流通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此外,晚清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西学的生存空间扩大,一些西学书籍成为科考的参考书,社会上一些帮助士子应试的书籍也包含西学内容。西学书籍流通的背后,不仅是清末天津图书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体现着天津社会知识风气的变化。士人、官员、新式学堂师生以及其他对新学有兴趣的社会人士成为西书的主要阅读者和新知识的主要接受者,他们在应对时局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接触西学新知、阅读西学书籍,由此带来了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其中许多人如严修、徐世昌、王襄、宋则久等,不仅是天津地区西书阅读人群的代表,也通过西学书籍的阅读逐渐开始了社会变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