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农村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一国经济发展中最复杂最不易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求强国富民之路，从看到中国在工业上落后于西方，循索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落后，提出了各种学习“西法”来改造农业、发展农业的思想。在20世纪20－30年代，以美国学者卜凯的研究为发轫，中国兴起了一股通过实地调查，掌握大量实际资料来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热潮，将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引上科学的道路。然而，不同的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由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和主张也大为不同。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派：技术派和制度派。20世纪20－30年代的技术派观点以卜凯为代表。卜凯在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村信贷市场不完善、农村交通落后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并提出“证据”说租耕地和自耕地产量没有什么明显差异，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是导致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当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附和这种看法。制度派观点主要以陈翰笙等人为代表。他们也是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制度和乡村权利结构不合理。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为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农村、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复兴农村经济”。然而国民政府倾向于采用技术派的建议，复兴农村经济的主要对策手段仅局限在诸如减租、建设农村金融、推广农业技术等局部改良政策方面，而很少或几乎没有触及当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结果使复兴农村经济的努力归于失败，农村经济残破、农民破产的境况没有什么改善。现实的经验使国民党政权<WP=3>上层认识到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关键，因此在退败到台湾之后便下大力气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实施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进行了较彻底的土地改革，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对农会进行改革，使之成为连接政府和农户的纽带，向广大农户提供全方位的农业生产服务，终于使台湾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和迁台初期这两个历史时期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不同政策侧重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结果，尽管也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但这一历史事实却能够充分证明农村土地问题（确切地说是农村地权分配不均问题）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残破的症结。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学者却再次改头换面地抛出技术派的观点。由于其研究角度有一定的“新颖性”，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加分析地跟进这种研究方法，片面强调技术派观点的合理之处，认为人口、技术、市场是影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因素，甚至对中国近代农村是否需要进行土地制度变革报以怀疑态度。比如美国学者马若孟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中受益，收入水平有所提高，改善了生活和生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政府只要继续促进市场的发展就能解决农村经济残破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限制。如美国学者马克?埃尔温等人认为，中国近代的人地矛盾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少这一问题使中国经济中不存在剩余，不能积累起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因此经济落后，陷入所谓“均衡陷阱”中，要走出陷阱，只能依靠外国的投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化近代史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有一些学者，比如黄宗智等人，虽然承认土地问题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国是否需要进行土地制度变革却又处于怀疑不定之中。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根据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他们也发现卜凯曾经观察到的问题—自耕地和租耕地在产出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针对以上各种争论和疑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近代中国的农村经<WP=4>济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便以“土地制度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为毕业论文选题，着重研究一下中国近代的土地制度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对卜凯、黄宗智等人所遗留的问题给以解答。读者从本文的研究中将会看到，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先决条件作用。土地制度不仅影响到现有生产技术下生产潜力的发挥，也影响到生产主体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进而影响到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进步及政府农业政策的效果。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成为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虽然今天的“三农”问题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问题在外部环境和影响因素方面已有很大不同，但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本文所阐述的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仍不失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二、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