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同业业务最初运用于商业银行之间，以弥补流动性并解决短期资金缺乏等问题。但在2010年后，随着我国走出次信贷危机，宏观政策开始转向，监管机构为加强对银行业风险的管控，开始实施存贷比例、资本金约束和信贷额度管理等手段。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为规避各种监管条例、保持资产规模扩张及利润增长，开始积极寻求银证、银保及银信合作，打破了最初银银合作的局限性，同业业务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截至 2018 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同业资产的年末余额接近 54.6 万亿元，较 2007年初增长了10倍，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比约为20%；同业负债年末余额为29.3万亿元，较2007年初增长7.5倍，在银行业总负债中占比12%。人民银行（2013）指出，商业银行通过同业渠道创造的 M2 一度仅低于人民币贷款，高于外汇占款和证券投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银行贷款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大量的社会融资需求被同业业务满足。截至2018年末，同业业务项目下的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总计向经济实体提供20.2万亿，占社会融资总额的10%。若是以同业资产与同业负债的差额来估算，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向社会提供的融资达25.3万亿，较社会融资规模计算口径多5.1万亿。
　　同业业务具有货币创造功能，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货币政策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有效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面板模型或线性的VAR模型对同业业务与货币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均未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而国外，如Keynes（1939）、Freedman （1968）、Cover（1992）等学者早于上世纪已提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监管机构实施充分、有效的监管提出进一步建议，本文通过对采用非线性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研究在不同区制下同业业务规模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最终结果显示：（1）同业业务规模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2）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将会导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降低；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将会导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增加。（3）在物价低速增长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正向影响；在物价高速增长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负向影响。
　　最后，对监管机构提出加强提高同业业务的标准化与透明度、扩大监管指标、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金融审计及预期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